“精神的底子”之说是钱理群教授在其著名长文《以“立人”为中心》提出的，①曾受到广泛认可。可此后不久，薛毅教授就发出警示：“当钱理群说这些内容符合青少年的特征的时候，他没法证明它们符合语文教育的特征。”“新语文观念被充分地意识形态化了，它自身走向了僵化和空疏，停滞为一种口号，一种标签”——他的这个警示不幸被而后出现的“非语文”“泛语文”现象所证实。他更深刻地提出了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从语文教育本身而言，‘精神的底子’如何内化为语文教育自身的目标？应该使‘精神的底子’语文化，而新语文观念没有完成这个任务。……文化毕竟不是语文，文学也毕竟不是语文。所以，问题应该是，如何在语文具有文化性、精神性的前提下，使语文寻找到自身的位置。”②对薛教授的这个“‘精神的底子’语文化”问题，李海林教授称赞为“新语文的‘语文性觉醒’”，但他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十分悲观：“这是一个十分艰深的理论问题，目前的学术积累还不足以解决这样艰深的理论问题。”③
　　“‘精神的底子’语文化”这个问题，的确是语文学科一直没有解决的“十分艰深的理论问题”。细想想，60多年来语文教育出现的和争论的所有问题，几乎都是“精神的底子”没有“语文化”造成的。这个“十分艰深的理论问题”该是解决的时候了，目前的学术积累也到了有可能解决这个“艰深的理论问题”的时候了。

一、必须彻底转变认识语文的角度和研究语文的方法
　　“语文化”就是“知识化”，而“知识化”必先从“命名”开始。《墨经》云：“物之所以然，与所以知之，与所以使人知之，不必同。”这是说，事物所以这样，与人认识事物的角度，与人用来进行认识所使用的方式和方法，不必相同。可是，在这两方面，我们过去几十年来一直没有变：都是站在“人”的角度，都是使用传统“主体—客体”认识论的方法来认识语文，而不是站在“语文”的角度，运用“本体论”（“存在论”）的方法来认识语文。角度和方法的不同，必然导致“命名”（使用的概念）的大不同。
　　站在人的角度，用传统认识论来观察语文，就得出“工具性”“思想性”（后来是“人文性”）的命名。站在语文的角度，不强行给语文命名，而让语文自我显现。本体论又叫做“现象学还原”。现象学有一个纲领性的口号叫做“面向事情本身”。“面向事情本身”就是让事情、事物自我显现，人不再另外予以命名，而只是“描述”。后期的维特根斯坦认为：“我们不会提出任何一种理论。……我们必须抛弃一切说明，而仅仅代之以描述。”“哲学不应以任何方式干涉语言的实际使用；它最终只能是对语言的实际使用进行描述”。④海德格尔所探讨的就是“语言作为语言”的语言本身：“我们并不想对语言施以强暴，并不想把语言逼入既定观念的掌握之中。我们并不想把语言之本质归结为某个概念，以便从这个概念中获得一个普遍有用、满足一切表象活动的语言观点。”“我们要沉思的是语言本身，而且只是语言本身。语言本身就是语言，而不是任何其他东西。”⑤他认为语言本身是关于存在的“道说”和“显示”，语言本身的“道说”才是“思”的语言，“诗”的语言，才是“此在的本真的居所”，才是“可思性的庇护之所”。“人之能够说，只是由于人归属于道说，听从于道说，从而能跟随去道说一个词语。”“显示着的道说为语言开辟道路而使语言成为人之说”，“成为我们人之所是，我们人始终被嵌入语言本质中了，从而决不能出离于语言本质而从别处来寻视语言本质”。⑥
　　读了这两位伟大哲学家的论述，我们才明白：就语文（语言）的能指来说，“言”就是“言”，“而不是任何其他东西”（比如“工具”）；就语言的所指来说，言所表达的就是“意”，“而不是任何其他东西”（比如“人文”）。所以，将语文定性为“工具性人文性的统一”，就是人为地“干涉语言的实际使用”，就是“对语言施以强暴”，就是“把语言逼入既定观念的掌握之中”——这样多此一举、出力不讨好的命名，遮蔽了语文的本体——所以语文成了“非语文”。而“言”和“意”，才是语文的“常名”，才是对语文（语言）本真的“描述”，才是语文（语言）本身的“道说”和“显示”，才是“思”和“诗”的语言，才是“此在的本真的居所”——人存在的家。它不仅能“成为人之说”，而且能“成为我们人之所是”，还能让“我们人被嵌入语言本质中”，使我们“不能出离于语言本质而从别处来寻视语言本质”。

二、必须从形而上本体之道的高度来观照、审视和研究语文
　　虽然“言”和“意”可以使我们“不能出离于语言本质而从别处来寻视语言本质”，但它们只是语文的“命名”而已（只是“不能出离于”，而非“就是”），要寻找语文真正的本质，还应该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来深究。王国维说：“知识之最高之满足，必求诸哲学。”（《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不仅如此，还要“必求诸”被称为“第一哲学”（亚里士多德语）、“科学的女王”（康德语）、“至圣的神”（黑格尔语）、“科学皇后”（胡塞尔语）的“形而上学”。
　　形而上学，是指超越于具体事物之上的不变本质、本原等规定根据的学问。它是一种超越经验之上的追问，是一个属于本体论的问题。本体论作为世界终极存在的追问，也不属于经验世界而是一种超验世界，所以它与形而上学是同义语。《周易·系辞》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所以，形而上学、本体、道，可以看作是同一个问题。
　　“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40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42章）言意关系是语文之“母”、之“本”、之“虚”、之“无”，各种言语作品是语文之“子”、之“末”、之“实”、之“有”。言意关系在空间上无边无际，无形无象，不能直接被人感知——“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博之不得”，“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恍惚”（《老子》14章）；它在时间上无始无终，但却运转不息——“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尾”（《老子》14章），“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老子》25章）。言意关系之道是语文之“体”，语文之“共相”，各种言语作品是语文之“用”，语文之“殊相”。“体”而被“用”，就不存在差别、异化问题，因而有“体用不二”“体用一源”之说。由“殊相”到“共相”，这是逐渐抽象化、概念化、逻辑化的过程；由“共相”到“殊相”，这是客观化、具体化、形式化的过程。“体-用”关系和“共相-殊相”的关系，就是朱熹说的“理一分殊”“月印万川”的关系。言意关系之道作为语文之“体”，语文的“共相”，语文的“理一”，一旦被“用”，被“分殊”，就像“月印万川”一样，成为各种各样的话语和作品（殊相）。这些都属于认知范畴的思考过程，都具有知识性。
　　维柯认为，哲学的概念是凭思索和推理形成的，“哲学语句愈升向共相，就愈接近真理，而诗性语句却愈掌握住殊相（个别具体事物），就愈确凿可凭。”⑦康德说：“形而上学便是知性世界的知识形式。”⑧我国学者冯达文说：“‘本体论’面对的问题，才是经验知识与经验世界的问题，它涉及的，是关于经验世界的真实性与经验知识把握世界本真的可能性问题，惟是才可以放置在知识论或对知识论反省的立场上予以考察。”⑨言意关系就是语文的“接近真理”的“共相”、“形而上”的“知识形式”和“本体”，就是语文的最高的知识形态。
　　对于一种知识而言，如果没有本体论的建构，就缺乏形而上学的思维，就无法超越经验事实和实践理性，就没有一个统摄整个知识体系的东西，因而就难以做到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地论述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说，本体论是知识的灵魂，一种缺少本体论建构的知识，就像是一座没有神的寺庙。欧阳修《易或问》云：“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未有学其小而能至其大者也，知此然后知学《易》矣。”朱熹《四书集注》说：“器者，各适其用而不能相通。”有了言意关系理论这个语文最高形态的知识，几十年来语文教学中存在的“肢解”（于漪先生语）和“钟摆”（李维鼎先生语）痼疾将一去而不复返，“语文：魂兮归来”（钱梦龙先生语）的梦想必将实现。
　　需要指出的是，言意关系作为语文的形而上之道，与古代“文道之争”中的“道”是不同的。“文以明道”“文以载道”“文以贯道”“以文传道”的“道”指的是“道统”，即圣人之道、孔孟儒家之道，亦为人文思想和精神。其次，“文与道俱”“文与道合”之说中“文”“道”好像是一体的，其实暗含着二体论，其中的“道”指的也是人文思想和精神。上面六说之“道”（属于道德形而上，是实践论的本体论，讨论“所应是的东西”）与语文的形而上之“道”（属于自然形而上学，是本体论的认识论，讨论“所是的东西”）一直没有被分辨清楚，这就是“文道之争”千百年来绵延不已、难成定论的根本原因。倒是朱熹的“文皆是从道中流出”说（《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元代中后期的许有壬主张的“文与道一”说（《至正集》卷七十一《题欧阳文忠公告》）和清代刘熙载的“艺者，道之形也”说（《艺概序》）值得肯定。他们所说之“道”皆为“理道”（属于自然形而上学），但是他们都没有揭示这个“道”独特而具体的内涵（即“言意关系”），只是泛泛而论罢了，所以在文论史上不大为人所知。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