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裔作家Aravind Adiga（1974-）凭借其处女作《白虎》获得2008年的布克奖，从而一举成名。《白虎》讲述了主人公Balram杀死主人，从印度底层成为一个成功企业家的故事。该书展现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高速发展的当代印度的另一面，以印度社会底层的眼光深刻揭示了当代印度底层人民的生存现状，以辛辣而不失幽默的笔调塑造了Balram及其身边众多属下阶层的人物，反映了印度经济大繁荣背后属下阶层被压迫、被边缘化的逆来顺受甚至自觉维护不公的精神状态，展现了属下阶层自我中存在的问题，揭露了他们不知抗争的深层原因。 
　　在采访中，Adiga说他试图找到一种文学的方式来抓住那些从未在其他电影或文学作品中展现过的印度大部人的声音，想要让那些“看不见的人被人看见”1，而小说的主人公Balram就是“印度众多看不见的底层人民的其中一员”2。Adiga观察到，尽管印度在高速发展，可是印度属下阶层的生活却并没有得到改善。他们经济上深受压迫，贫富差距悬殊，政治上被边缘化，被无视，而社会上，尽管他们为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却备受歧视和隔离。印度属下阶层生活得像动物一样，没有作为人的尊严。然而，面对这样巨大的不公，印度属下阶层却“把这种巨大的贫富差距当作是人类生存不可避免的一部分来接受”3，丝毫不知反抗和抗争。更糟糕的是，他们甚至还自觉地维持这种不公。正如Adiga在小说中所写，“在这个国家，极少数的人将剩下的百分之九十九的那些与他们在任何方面都一样强壮、一样有天赋、一样聪明的人训练成了在永久的奴役下生活。这种奴役是如此地根深蒂固，以至于即使你将解放的钥匙放到他的手上，他也会诅咒着把钥匙扔回给你”4。 
　　拉康认为，“我”通过无意识来思想，是“他者的话语”5。无意识中存在着两个“他者”，大写的“Other”，是一个人所受的教育和他所处的文化所构成的语言结构，而小写“other”则指的是自我的欲望。无意识以其语言结构制约着自我的欲望。因此，如果一个人完全按照所习惯化了的喻说思维，那么他就将沦为语言的奴隶。Adiga将印度属下阶层的内心状态比作“鸡笼”，而将印度属下阶层所处的文化大他者比作“鸡笼文化”。正是由于印度属下阶层接受和内化了他们所处的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才使他们无法获得自由。 
　　一、印度属下阶层的自我 
　　印度属下阶层缺乏明显的主体性和自治能力，屈从于阶级文化的影响，奴性意识浓厚，无法自我言说。 
　　首先，他们盲从于上层阶级，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主人在商场购物时他们自觉守在门外，即使无事可做，也只是让自己的大脑空置或是通过酗酒来消磨时间，从不思考自身的状况，也不试图改变自身的处境。没有主人的命令，他们无法自行去做任何有意义的事情。即使主人给他们一个只能单向通话的手机，只为便于更好地控制他们，他们也只会羡慕，而毫不在意被人控制。他们浓厚的奴性意识使得他们无论是身心都缺乏自由。 
　　其次，他们迷信规则和传统，任何事都根据规则行事。因为迷信婚姻能使村庄有雨，牛能长得更壮，产更多的奶，Balram的祖母逼迫他结婚。这样的迷信使他们不加节制地生孩子，导致生活更加贫困。为了举办印度式风格的婚礼，即使家境贫困，他们也要从地主那里借大笔的钱来请人整晚跳舞吃喝，结果为了还债，祖母就强迫Balram辍学。印度属下阶层对于传统的过分迷信使他们不可能摆脱贫困。 
　　他们愚忠于家庭，缺乏独立性和个性，只知服从家中最年长者的命令。Balram的父亲是个拥有自己的思想和计划的人，知道教育的重要性而坚持让Balram去上学，唯一希望的就是他的其中一个儿子可以活得像个人。可是他却不得不服从祖母的命令，让Balram辍学。对于家族的愚忠束缚着他，使他不能保持自身的个性，泯灭自我。Balram的哥哥Kishan 也是个没有自己想法、一言一行都只知遵照祖母命令行事的人，甚至连他的婚姻也是由家族做主。 
　　由于长期被剥削和奴役，印度属下阶层的心理被扭曲，失去尊严，变得非人类。为了讨好主人，他们甚至会攻击和敲诈同一阶层的人而无视他们的生存需要，使得他们不可能形成以阶级为基础的联盟来与剥削者进行斗争。他们甚至模仿主人以获取虚无的成就感和做人的感觉。小说中，其中一个司机把主人找的女人的照片贴在墙上，Balram则收集起落在他车上的金发女郎的头发，Ram Persad则会紧紧抱住为主人买的酒，幻想酒是为自己而买。 
　　而即使他们中有人想要反抗，他们也只是服从他人，不能说出自身的想法和诉求。他们为竞选拉票，希望他们的声音能被听见，不想再被无视，却只是被当作赢得竞选的工具。他们以为自己在改变世界，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却不过是在模仿他们的主人。他们以为自己是自己的主人，拥有权力，却不过是变成了政治家的奴隶，整个国家的制度从未被挑战过。他们所作的只是在旧系统中创造新的特权阶级而已。 
　　二、文化大他者 
　　印度特殊的文化环境造成了印度属下阶层自我中的问题。 
　　首先，印度属下阶层多来自农村，被“强调宗教，团体，血缘关系，语言和其他类似的忠诚”6的前资本主义文化所统治。宗教是印度人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来自统治阶级的宗教对于其他宗教的信众持有偏见和歧视。压迫和边缘化以宗教冲突的形式被合法化，接受了这样的文化的属下阶层忍受着这些不公。Ram Persad是个贫穷、努力的穆斯林，却因为主人对穆斯林的偏见，不得不隐藏自己的宗教信仰和真实姓名，声称自己是印度教徒。当被发现是穆斯林时，Ram Persad默默离开主人家，连一句抱怨或愤怒都没有。更糟糕的是，他自己都在无意识地维护这种不合理的制度。当知道Ashok先生跟基督徒结婚时，他显得吃惊而不可理解。正是因为将宗教偏见和歧视内化成了自身意识的一部分，他才会不为遭受到的不公感到愤怒，也不懂得维护自身的权益。
其次，将森严的种姓制度内化成为自我意识一部分的属下阶层满足于自身的地位。Balram姓Halwai，Halwai是糖果制作人的种姓，所以他们都只在茶店中找工作。而当Balram想要学开车时，司机对他除名字外一无所知却坚信他的血液里缺乏侵略性，只有来自于武士阶层的人如穆斯林、拉查普特人、斯克教徒，才能控制汽车，可令人讽刺的是，故事的结尾却证明了，Balram的血液中从不缺乏侵略性。 
　　再次，印度村舍制度弊端严重，“使人的头脑局限在狭小的范围，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7。于是，对主人的绝对忠诚、成为完美的仆人被当作是一种美德。印度属下阶层最喜欢的就是以绝对的忠诚和奉献来侍奉主人的猴神哈努曼的神话。“神话起着当前社会秩序特许状的作用”8，“提供了一种关于道德价值观、社会秩序、魔法信仰的追溯模式”9，以强化传统并赋予它一种更大的价值和特权。这样的神话正是在教导属下阶层要服从。同时，家长制统治也是属下阶层对家庭保持绝对的忠诚的原因之一。 
　　最后，印度的教育系统也在教育属下阶层顺服。上学的第一天，主人公的老师就给他取名“Balram”，印度神话中Balram是讫哩什那神的随从，而那老师的名字正是讫哩什那。命名行为帮助说话人建立现代社会结构，把语言层面的象征权威转换为社会认可的力量，同时强加一种不可违抗的社会共识，其目的是“为了以象征符号巩固合法性”10。通过命名的方式，Balram的老师就在教育他要服从。他们还通过一些杂志来丑化属下阶层的欲望，建立主与仆的二元对立，把主人定义为正常、优秀，仆人定义为低劣、愚蠢，以教育他们要保持驯服。这样的教育不但摧毁了属下阶层的抗争意识，而且还让他们嘲笑和憎恶他人的反抗行为。 
　　印度属下阶层自我中存在的问题，是因为他们完全按照他们所受的教育和所处的文化所构成的语言结构进行思维，沦为语言的奴隶。文化大他者在印度属下阶层头脑中的影响力太大以致于他们无法获得心灵的自由和解放，无论遭受怎样的不公和奴役都保持诚实和忠诚。奴役的文化使他们无法意识到剥削的存在和自身的权利，反而以成为上流阶级的仆人而自豪。因此，他们要想更自由，更有个性，他们需要明白他们生活在一种文化语言中，自我被这种语言所建构，还应“学会如何从控制他思维的传统喻说中解脱”11。只有这样他们才能真正获得自由和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