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学毛入学率已经达到24%的中国，学校、家长和学生对大学的期待多半还是一份精英意识。在这种取向下，中国的大学日益趋同，连普通专科学校也向培养精英的方向靠拢。据报道，中国高校中，326所学校设立了经济学专业，510所设有法学专业， “干校一面”，同质化现象严重。正在筹办的南方科技大学试水高教改革，把学校规模定位为“小而精”。

　　加州理工模式

　　虽然以超常规方式引进的师资至今是一个谜底，但是，2010年“两会”期间，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透露，这所正在建设的学校“每门课都是大师级的老师来讲”。

　　从中国科技大学校长职位退任后，2009年9月，朱从深圳市代市长王荣手里接过南方科技大学校长的聘书， “本来应该好好休息，做些其他研究，结果没想到……”今年3月，他在北京笑释这次意外的受聘。

　　在中国科技大学当了十年校长，朱清时自称对科大的贡献“不是做了什么，而是没有做什么”，比如不扩招、不扩建，坚持教学评估原生态等，这些另类举动，使他成为南方科大校长的第一人。

　　在建的南方科技大学立意“与国际接轨”，在中国建一所“世界一流大学”，媒体把它称作是“中国高教改革的试验田”。而朱清时对南方科大的定位非常朴素——希望“恢复学校本来面目”， “从一张白纸开始试办”，目标瞄准亚洲一流，而且是研究型，它的直接灵感来源于香港科技大学，进一步的样板则是美国加州理工学院。

　　根据“办学方案”，南方科技大学许诺，75%的教授聘自世界排名前200所大学，朱清时给出的条件是香港科技大学的薪金待遇，他表示， “中国大陆有世界上最多的科研项目经费”。

　　中国高等教育和社会需求之间的反差近年来一直遭人诟病。 “精英化教学，大众化就业”，培养模式与市场需求脱节成了高校的顽疾。国际上的共识是，好学校并不一定是综合性大学，一所学校能否办出特色，不在于规模大，也不在于学科全，而在于能否对学校进行准确定位。

　　钱学森生前批评中国大学教育，认为没有一所大学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他特别强调： “今天我们办学，一定要有加州理工学院的那种科技创新精神，培养会动脑筋、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人才。”

　　“我们这个学校说到底就是想去试试钱学森临终的遗愿。”朱清时表示， “世界上教育比较发达的国家有一个普遍规律，’每一个国家的高校都是多元的。” 他首先想把南方科大办成一个净土，训练自己的学生“很诚实”。

　　钱学森生前回忆自己在加州理工学院读书时的氛围：一个教授贴海报，要讲一个数学问题，钱学森的导师冯·卡门教授不服气，也贴出海报，同样要讲这个问题。 “你做的好，我做的比你还好。这种气氛必然会诞生大师。”朱清时说。

　　加州理工学院的学生如此评价自己的学校： “除非你想当科学家或是工程师，不然千万不要到这儿来上学。”这所“小而精”的学校本科生和研究生加起来才不过两干人，但是美国在二战中使用的火箭90%由它设计。在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它从～所职业学院成长为世界顶尖大学，32次囊括诺贝尔奖。钱学森、谈家桢、周培元等中国的大师均出自那里。

　　“很小的规模意味着：即使是本科生，也可以很快地进入实验室与教授共同研究。” 院长谢米尔说。另一所“小而精”的名校普林斯顿大学，校长雪莉·蒂尔曼也有同感“小就是美!正因为不需要什么都做，我们才能集中精力和资源干两件事情，一是非常严格的本科生教育，二是非常学术化的研究生教育。我们把这两件事做到了极致。”，

　　“或许，在国人看来，才两千余名学生的加州理工学院没有‘规模效益’，早该合并了，但是加州理工学院是一所私立大学，大学董事会才有权决定发展的方向、规模与速度，即便政府也不可取代学校决策。”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所教授蓝劲松由此得出结论，“大学应该自治，国家也应该让大学自治。”

　　依靠地方政府的财力，创办南方科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认为它的标准和价值在于“学校的定位”，如香港科技大学那样，定位在培养经营人才。而聘请知名教育家担任校长，通过去行政化的机制创新，吸纳高水平教师队伍，在不长的时间内，办起一所高质量大学，钟秉林觉得“这个工作非常值得尝试。”

　　“把教育转化到以学术为主导”

　　大学的行政化被认为是禁锢中国一流人才诞生的一大障碍，南方科大尝试的“大学去行政化”是今年中国“两会”热烈讨论的主题。

　　在朱清时看来， “高校去行政化是中国‘教改’最关键的部分。如果高校不去行政化，其他各种措施都是隔靴搔痒.修修补补。”多年来，他一再坚持“把教育转换到以学术为主导”，这次，他的力度再度加码——率先在这所国家教育综合改革试点学校中从里到外免除“行政化”干扰。

　　“所谓行政化不是指每个地方都有行政级别，主要是指这个大学所有的事情都是按照行政主导的方式来运作。”朱清时说，南方科技大学本身没有任何行政级别，这样一所大学试图凭借自己教学科研中的成就赢得社会尊重。南方科大的行政人员“不是科长，不是副处长，不是处长，也不是副局级”，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为教授和教学服务， “薪酬、退休福利会随着工龄增加，个人物质上没有什么损失。”

　　同没有行政头衔的学校一起，朱清时也尝到了“行政外”的滋味。这个曾经享受副部级待遇的大学校长在深圳参会，主办方第一次安排他在一所职业院校后面。第二次又安排他在职业院校前面。类似的经历还包括，出差要自己支付住宿费，乘飞机不能使用贵宾室等。

　　“我不难受。我能体会到去行政化的乐趣。”确实，这是朱清时所熟悉的氛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做访问学者时，教育部长到访，开会时也要坐在台下。 “英国的剑桥大学没有行政级别，但无论在哪里，它都是受尊重的。”朱清时说。

　　中国高校已有几十年行政化历史， “很多人已经被行政权力固化了。包括我们的很多教授，实际上已是行政官员，而且，很多高校的行政官员也都当上了教授。再强调什么教授治校，那不还是他们在治校? ”朱清时认为，只有一代又一代的人更替了，一种新的文化生长出来了，中国大学才可能真正去行政化，也才可能真正自治。

　　对于南方科大去行政化， “与国际接轨”的行为，苏州大学教授尤小立另有别解， “在蔡元培那个时代，根本就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多数大学教授对于官场有天然的免疫力。因为他们不仅对于学问相当敬畏，而且希望通过学术的方式为社会进步服务。”尤小立认为，“朱清时教授提到的‘教授治校’以及‘去行政化’，与其说是‘与国际接轨’，不如说是恢复中国大学的好传统更合适。”

　　中国每年都要新建很多大学，朱清时期待的是， “现在可以要求这些新大学按照‘去行政化’的方向规划，十年以后，就会有一批新学校出现。”

　　虽然还在紧锣密鼓筹建中，网友已经把南方科大招生的消息发布到网上。今年，南方科大面向全国自主招收50名高二学生，创办教改实验班。通过此举，朱清时尝试改变高考“一刀切”的现象。

　　“为什么我们这么多年没有大师，很大一个原因是我们自己的不合理规章制度把这些人给限制死了。”一些很聪明的孩子，高二把高中课程学完，已经理解了，完全可以考及格，多读一年书并不能增强学生素质，相反他们对学问的兴趣会减少很多。此举成功，朱清时希望教育部改变政策，允许高二学生提前参加高考。

　　目前，类似南方科大这样自主招生已在中国各重点高校展开。四川大学、复旦大学等分别对一些具有特殊才能的学生经过特殊程序予以录取。北京大学则开始实行校长实名推荐制。

　　“南方科大短期内的贡献一定会立即显现”，即“对当下中国大学体制和机制有所冲击以及正面意义的影响”，至于长期的贡献，苏州大学教授尤小立认为，要等十年或二十年以后才能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