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对于中国音乐的研究由来已久，按照人类艺术发展的时期划分，中国音乐史的研究发展也经历了从古代时期到现代时期再到后现代时期的发展过程。由于每个时期艺术思想都受到社会生产力的影响，因此中国音乐史的研究方式也受到社会生产力变化的影响，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一、中国古代对中国音乐史的研究
　　1.中国古代对中国音乐史的研究方式
　　中国古代虽然没有如今意义上的音乐史研究的概念，但还是形成了中国自己的特色，即古代中国人对中国音乐史的贡献主要反映为对史料的记录。古人对音乐史的史料记录有许多种模式，有的是记录在历朝历代的志书、史书中，有的是以专门的音乐典籍、乐谱的形式出现，还有一些记载则是以绘画、雕塑、雕刻等形式得以体现。从整体数量上看，中国音乐史料的绝大部分是以文字模式进行记录的，以乐谱形式出现的较少，这种情况有别于欧洲音乐史研究中的欧洲音乐史料，后者以乐谱记录的情况居多。因此以文字模式进行记录便是中国古代音乐史史料记录的特色。
　　在大量的文字模式的史料中，正史中关于音乐的通志，以及与音乐相关的专史无疑是中国音乐史料的核心。根据当今考古发现，古人有关于音乐的文字记录最早可以追溯到殷商时期，在殷墟的卜辞中就发现有谈及音乐的内容。而后从《史记》开始的由历代帝王编纂的正史史料中，都包含有记录着该朝代礼乐制度、音乐的沿袭传承、乐理乐律、歌词等的相关内容，而这些大都被归类搜集记录在乐志的部分中。在正史之外，还有一些书籍如唐朝杜佑的《通典》、宋朝郑樵的《通志》、元朝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等，以及一些笔记杂录，都对当时的音乐制度、音乐发展情况做了记录描述。除了音乐通志的记录，我国音乐史料中还存在有对于音乐专史的研究和记录。特别是宋代以后出现了一批音乐专史性的著作，如朱长文的《琴史》、燕南芝庵的《唱论》、魏良辅的《曲律》、徐大椿的《乐府传声》等。这些专门的典籍中涉及到乐律、乐器、乐谱、曲谱等多方面音乐专项或多项发展情况，为中国音乐史史料文献做了丰富地补充。
　　另外，除乐器实物外，作为音乐史料另一重要组成部分，古人也通过一些具象艺术对中国音乐进行了记录。比如各种画像砖、石俑、陶俑、雕刻、壁画、画卷、器皿雕文等也在一定程度上记录了当时音乐发展的状况，为后人认识当时的音乐生活的实际状况提供了极为可贵的有形材料。
　　2.中国古代对中国音乐史的研究方式体现的思想
　　中国古代对于中国音乐史的研究方式体现了古代艺术观念对古代中国音乐史研究方法的影响。古代艺术建立在生产力低下的社会生产力基础之上。由于古人改造自然、征服自然能力的不足，因此人与自然没有完全分裂，同时，人还依附于社会各种等级群体之中，人的个性得也不到充分地伸张，这一切都决定了古代艺术体现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的特点。这种和谐在艺术创作和研究上的反映体现为：古人在对艺术创作和艺术研究上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坚持着客观再现与主观表现相统一的古典主义精神。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的模式也正好反映了这种古典主义的研究思想。
　　古代中国音乐史的研究以再现社会音乐面貌的记录手法居多。通史与专史的记录大多反映了当时礼乐制度、音乐的沿袭传承、乐理乐律、歌词等内容，是对社会生活中音乐存在状况一种记录；而各种的画像砖、石俑、陶俑、雕刻、壁画、画卷等艺术形式，也是对社会生活中音乐存在状态的描绘和记录。先人们的这些努力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再现当时的音乐活动情况。除了再现社会音乐面貌之外，乐谱记录，无疑也被认为是再现音乐原貌的一种方式，是再现精神的一种体现，反映了古代艺术研究中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
　　古代艺术的和谐理念也影响着中国古代艺术发展、艺术研究、审美评价等许多方面。拿古人的乐律研究为例，不论是五声、七声还是十二律，都体现着先人对自然的认识、对社会的理解以及对和谐美的追求。比如：古人把宫商角徵羽五声和四季、五方、五行相配，力求论证音乐与自然的和谐，进而再把乐律和历法联系起来，依照《礼记·月令》的记录，一年十二月正好和十二律相互对应；在对社会认识方面，《礼记·乐记》就认为从一个地区的音乐可以看出当地的社会风尚。因此古代帝王比较重视艺术采风，这同时也促成了古代音乐史研究以再现音乐社会面貌为主的特点。另外在一些音乐专史的研究中，除了通史涉及的内容以外，有的还谈到了对人物的品藻问题以及对作品探讨问题，人物的品藻多是追寻六朝遗风，从作品中评价作者对自然和谐的追求与否或谈论作品反映出人物的逸品等等，而对于一些改编作品，比如《梅花三弄》，更多地则是谈论是真实性问题，即真实再现作者审美理想、真实表现原作与否或讨论改编者审美理想、心境等问题讨论上。古人多认为艺术表现人的内心，而这种表现也体现人对自然的认识，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正是古代朴素的艺术思想观念影响着古代艺术的发展，同时影响着古代艺术的研究工作，从而形成了古代中国音乐史研究的特点。古代艺术思想的形成又与当时人们生产力水平发展程度密切相关。

二、中国近现代对中国音乐史的研究
　　1.中国近现代对中国音乐史的研究方式
　　中国音乐史从真正意义上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还要追溯到20世纪初。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中国音乐史的研究方式从原先的沿袭旧制，对大量史料进行鉴别审定、考订汇集开始，到后来融入了乐律乐制、考古学研究，再增加对音乐形态流动性以及各个时代各种哲学思想对音乐的影响等内容的研究，中国音乐史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式都较以前得到了很大的扩展，基本上形成了一种框架体系。
　　田可文先生对近现代中国音乐史的研究方式进行了总结，田先生的观点认为：截至目前为止，宏观中国音乐史学研究的总体框架，其研究方式可分为以下几种：
　　（1）从古代文献、史籍中找寻音乐史的印迹，来论证、考据、推理。
　　（2）以出土文物为依据，进行考古学式的研究。
　　（3）用古代文献、出土实物结合现实音乐实践来探索。
　　（4）应用与其他学科联系的方式、从理论上加以分析。
　　与古代相比，如今的音乐史研究更加确定了历史学研究的研究方向，在研究方式上也与古代研究方式有了十分明显的区别。根据文献的考据推理，以及依靠考古学与文献学的结合成为现在中国音乐史研究的主要方式。随着研究的深入发展，以及人类的认知水平不断提高，各门类社会学科之间的联系也越发密切，这些都使得学科边界的划分越发模糊，学科发展的同时也会有越来越多的边缘学科或相关联学科的研究方法介入，中国音乐史的研究与发展也不例外。这种联系在如今的音乐史学研究中体现为把史料放在整个历史系统中考虑，考虑其特殊的、近似的事件的联系，研究它们彼此之间的起源、生长、衰败的共同关系；考虑音乐思想的沿革与变迁；考虑社会、历史、文化、环境、宗教、伦理等诸多因素，同时时常会联系到其他学科，比如哲学、美学、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心理学、地理学、生态学、气候学、民族学、经济学、统计学等等。如今的音乐史研究范围扩大了不少，已经不是一种单一的音乐本体研究，还包含了将音乐置身于其生长的环境中进行的一种综合性研究。
　　2.近现代中国音乐史的研究方式体现的思想
　　中国古代音乐研究方式体现着古代艺术的思想，现今的中国音乐史的研究方式也同样体现着现代主义艺术的影响。
　　现代艺术的特点在于重视典型与联系。这与生产力的发展情况也有着紧密的联系。现代艺术的基础建立在工业社会形成的现代社会之上，人类的与古代时期相比，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大幅度提高了。但随着人逐渐的征服自然，人与自然的和谐开始决裂，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也在激化，因此人们更加强调自我意识，强调个性，典型（这里指特殊典型）作为一种自我意识的代表受到人们的重视。另外由于科技的发展，全球一体化运动的趋势的加大，东西方文化间的差异性在减小，各种文化间的联系也日益密切，必然影响到各个门类学科之间的直接或间接的联系。特别是西方在实证主义思想的影响下，西方社会美学、心理美学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并被很多人接受成为研究艺术的主要方法，比如实证主义代表丹纳，将艺术与生物学联系在一起，将影响艺术发展的社会历史宗教等因素比作制约植物生长所需的土壤阳光空气水等自然条件。这些新的研究方法对拓展艺术的研究起到了促进作用，同时也增强了各种社会科学之间的联系性。中国音乐史的研究无疑也受到了现代主义思想的影响，在研究上强调研究对象的典型性，强调从多个方面、多种学科的介入联系中再挖掘再讨论音乐问题。这种研究时常体现为从一个较小的立足点开始研究讨论，又试图涵盖所有与之有关、有联系的内容。这样一来古代那种研究方式的全面肤浅，被代之以现代研究的片面深刻。

三、对中国音乐史的研究发展的展望
　　从中国古代与现代音乐史发展的情况来看，时代艺术思想对音乐史研究的方式与方法都起到了很大的影响。放眼目前我们生活的时代，中国艺术正处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交替阶段。当后现代主义艺术思想形成后，其必然会对中国音乐史的发展起到影响，而中国音乐史的发展在后现代主义时期又会有如何的发展需求呢。要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得认识后现代主义艺术思想本身。
　　1.后现代主义艺术思想特征
　　20世纪后半叶“后现代主义”这个概念的在西方率先兴起，至今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文化思潮，它的影响已经遍及了全球。虽然目前各方学者对“后现代主义”普遍认可的范畴定义还存在着某些分歧，但是对于后现代主义产生的历史文化根源及其特征，已经有了广泛的共识。美国著名的“后现代”问题专家弗雷德里克·杰姆逊（FredricJameson，1934-）将后现代主义认为是后现代时期的产物，即“后工业社会”时期的产物。在后现代社会中，人类的工作方式得到了改变，体力劳动所占的时间比重减少，取而代之的是脑力劳动的增加；由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人们的休闲时间比之前的时代来得多，客观上刺激了人类精神需求的增加，人们对精神需求的增加使得与人类精神享受密切相关的第三产业渐渐成为社会财富的主要来源。在后现代主义社会中，文化成为了社会消费的对象，社会文化为了适应社会消费的发展要求，表现出：高等教育的大规模普及、大众传媒的兴起、文化工业化的形成、数字技术的大规模推广等一系列特征。从文化方面讲的话，后现代主义是当代社会高度媒介化、高度商品化的产物，体现着后期资本主义或者称之为媒介资本主义的文化特征。
　　艺术在后现代主义社会里，作为文化的一部分，也成为社会财富的主要来源，与以往的时代不同，后现代艺术为了适应精神消费与传播的需要，体现为没有艺术创作的法则，没有艺术与生活的边界，没有通俗与高雅的区别以及艺术的多元主义。后现代主义的艺术思想打破了现代主义提倡的典型与联系要求的束缚，要求艺术研究也需要具有通俗性、普遍性、多元性、可传播性等特征。
　　2.中国音乐史研究在新时代下的发展
　　中国正逐步迈向后工业时代。中国目前也正在逐渐步入后工业社会。美国是世界上最早步入后现代社会的国家，1959年美国白领工人数量在历史上首次超过蓝领工人的数量为起点，这标志着美国率先进入了后现代社会。随后欧美一些发达国家也相继进入了后现代主义时代。当前，我们国家虽然在生产方式上还不能从真正意义上称作是进入后现代社会，但是后现代主义文化对我国的影响也已经在社会生活中逐渐体现出来了。进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将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矛盾，即把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首要任务。经过改革开放后的几十年的发展，我国的生产力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随着生产力水平提高，全国许多省市地区在这些年逐渐开始进行产业结构调整、转型工作，后现代社会发展所依赖的第三产业，在我国国民经济GDP中的所占比重也逐年增加。根据国家2010年7月2日发布的《关于2009年年度国内生产总值（GDP）数据修订的公告》，2009年核实数计算的三次产业结构，分别是第一产业占10.3%，第二产业占46.3%，第三产业占43.4%。另外在一些地区，如广州、东莞等地的第三产业，在社会经济中的比重更是超过了第一、第二产业。可以预见的是我国第三产业在不久的将来也将取代第一、第二产业，中国最终也将进入后工业社会。
　　对于新时代下中国音乐史研究的思考。由于后现代主义艺术思想提出的通俗性、普遍性、多元性、可传播性的要求，必然影响到艺术的研究工作，因此我认为在今后的中国音乐史的研究中还应该关注后现代主义思想对音乐史研究发展所要求的部分。
　　首先，后现代主义艺术要求中国音乐史的研究走出神秘的殿堂，采用更加通俗的语言模式对复杂的历史性、专业性问题做全面的解释。由于后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媒介化的社会，研究成果的可传播性被置于一个突出的位置。这一变化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传播方式变化造成的。后现代社会的传播方式有别与现代社会的传播方式，由于先进的通讯技术、网络数字技术的普及和广泛应用，使得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此外艺术传播直接影响到艺术消费，因此艺术传播功能和作用也影响到了艺术的研究价值的大小。当艺术研究的社会化、公共化程度越高时，他的研究价值就越能体现。比如在现代主义时期，金庸的武侠小说因为有许多读者后才被拍成电影，而在后现代主义时期，人们通过电影才认识小说。如《达芬奇密码》被拍成电影后，许多人才注意到这部小说，小说的销量从而得到了大幅度提升，而在此之前很多人甚至连作者丹·布朗的名字都不曾知道。我国如今也有这种现象，如钱钟书的《围城》，刘恒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叶辛的《孽债》也是如此，先通过影视作品后人们才认识、注意到文字作品。其原因就在于传统印刷传播与媒体传播的传播性差异。在传播的同时还需要考虑到通俗性与普遍性问题，晦涩难懂的内容没有转换成一般认知水平的人能接受的范围，其传播性就会受到很大影响。这就更加要求研究工作做到深入浅出。
　　其次，音乐史研究中需要在广度上进一步深化的同时，融入更多的视觉角度。后现代主义艺术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现代主义的典型性，即反对由于研究对象过小，而失去了普遍的影响力的现象。在对具有普遍意义的典型研究中，又要尽可能的融入更加多元化的视角，不只体现现代主义研究中所反映出的各个学科间的联系，还要允许，并从多种学术的角度观察考虑这种音乐文化现象产生的各种原因。这对音乐史研究者自身的素质与能力又提出了新的挑战。
　　第三，要求扩大视野以及重视记录工作。对于后现代主义艺术来说，由于注重普遍性，又消除了高雅与通俗的界限，因此草根文化也被纳入了艺术观照的范围。这样一来，无疑扩大了音乐史研究观照对象的范围。同时要求做好对今天音乐文化的史料记录，因为今天的情况就是明天的历史，今天与昨天的东西都具有传播、研究的价值。
　　第四，要求将研究成果现实化，走艺术产业化的道路。在传媒时代，通过传播引起更多人的关注与参与，共同解决研究一个或多个问题，或从多种角度看待一个问题在后现代主义时期都将成为可能。研究一个问题不在是一个人说的算，一个专家参与的活动，而是可实现众人参与的研究。又由于文化消费的需求，这些艺术研究成果的价值实现最终还依赖于艺术消费。目前在史学界的研究中，《百家讲坛》栏目的形式已经受到了大众的普遍认可，《百家讲坛》基本上实现了史学研究的价值与艺术消费价值的结合，并具有广泛的传播性。中国音乐史研究中也有许多成果，而对于古曲的研究成果甚至可以从乐谱转化为可传播的音乐出版物。这些都为中国音乐史研究的成果价值在后现代社会中得到体现创造了条件。
　　后现代主义文化为中国音乐史的研究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研究空间，同时也要求其走出神圣殿堂，与民众生活接轨，这也更便于其传播及实现其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