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当前社会转型过程中,不信任已经成为社会生活中人们感受深刻且非常普遍的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中国社会处在一个不信任文化滋长而信任文化被消解的阶段,其原因主要在于: 社会转型增强了现代社会的不确定性;传统"熟人社会"影响了基本价值观的建立和契约精神的培养;政治运动的"浮夸""杀熟"产生的社会影响尚未能肃清;社会失范信息的快速、广泛传播成为了信任存量迅速下降的催化剂; 诚信制度的建设远远落后于经济社会的发展,信任缺乏制度的保障.

　　关键词:社会转型;信任;不信任;不信任文化

　　正如Misztal 在《现代社会的信任》一文中所述:

　　在当今充满偶然性、不确定性及全球化条件下,信任变成一个非常急迫的中心问题[1].信任问题日益成为全球范围内广为关注的焦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社会生活各个层面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其影响之深远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难以比拟的.增速的社会转型衍生了许多问题,其中不信任已经成为社会生活中人们感受深刻且非常普遍的现象,信任文化和不信任文化呈现了此消彼长的变化.

　　一信任与不信任信任是人类历史长河中一个久远的事实,但明确为学术研究对象却是近半个世纪内的事情,可以说是一个古老问题的新学问.也许正是因为信任是一个伴随人类历史数千年的古老问题,其复杂性也非同一般,这仅从信任的定义多样性就可见一斑.

　　以下仅列举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定义.吉登斯认为信任可以被定义为: 对一个人或一个系统之可依赖性所持有的信心,在一系列给定的后果或事件中,这种信心表达了对诚实或他人的爱的信念,或者,对抽象原则( 技术性知识) 之正确性的信念[2].福山则认为: 所谓信任,是在一个社团之中,成员对彼此常态、诚实、合作行为的期待,基础是社团成员共同拥有的规范,以及个体隶属于那个社团的角色[3].彼得·什托姆普卡认为: 信任就是相信他人未来的可能行动的赌博[4].从以上信任的定义可以看出,信任是对未来的预测,并且和他人( 组织) 行为的不确定性相关联.

　　而在现有的研究中,彼得·什托姆普卡可能是极少数论述不信任的学者之一,在《信任---一种社会学理论》一书中,他明确提出了"不信任"的概念.不信任的概念作为信任的反面镜像( mirror -image) .它也是一种赌博,但是一种与信任相反的赌博.它包括对他人行动( 他们的对自己有害的、恶意的、不利的行动) 的否定预期,并且它包括负面的、防御性的行动( 避免、逃避、使自己远离、拒绝行动、采取保护性措施防备那些我不信任的人) [5].

　　而为了更加明确不信任的独立性,彼得·什托姆普卡还阐述了"怀疑"---信任和不信任之间的中立情形.他认为怀疑是一种缺乏清晰的预期的状态,对是否采取行动也犹豫不决,是一个暂时的信任建立或信任丧失动态的中间阶段.他还指出由违背信任产生的怀疑很容易导致完全的不信任; 而由没有正当理由的不信任的消除产生的怀疑到建立完全的信任则非常缓慢.这是人们在信任建立和信任破坏的过程中遇到的一个典型的不对称性[6].

　　笔者认为,信任和不信任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一直是一对彼此独立而又相互影响的社会现象,但多数研究者眼中只有"信任",仿佛"信任危机""信任匮乏""信任缺失"就是"不信任"的代名词,其实这些词语恰恰反证了"不信任"的独立性.因为只有"不信任"的滋长才能引起"信任"的危机,只有"不信任"的膨胀才能引起"信任"的匮乏,只有"不信任"充斥社会才能引起"信任"的缺乏.正如恩格斯所说,运动总是从它的反面即静止那里得到合理的理解和规定的,信任也需要从不信任那里才能得以更深刻的理解.

　　二文化与不信任文化culture 一词是动词colere( 种植、培养) 的派生词,来源于拉丁文cultus,本意是人对土地的耕种、改良以及对植物的培育.文化( culture) 是一个内涵和外延都非常丰富的概念,至今学者们没有就文化定义达成一致意见.20 世纪50 年代,美国人类学家克鲁伯和克拉克洪合著了《文化: 关于概念和定义的批判性回顾》,书中罗列了1871 年到1951 年间多达164 种文化的定义.虽然很难凝练出一个通用的文化概念,但我们可以从静态、动态两类定义尝试来理解文化.比较典型的静态文化定义如泰勒所述: 从广义的人种学的意义上说,文化或文明是一个复杂的整体,文化是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他作为社会成员所习得的任何其他才能与习惯,是人类为使自己适应其环境和改善其生活方式的努力的总成绩[7].而皮尔森的观点则恰恰相反,他曾说过: 文化不是名词,而是动词.在他看来,文化是人的活动,从不停止在历史或自然过程所既定的东西上,而是坚持寻求增进、变化和改变.因此他认为所有的文化,即使是最原始的民族文化也不例外,都可以看成是人对周围力量施加影响的方式[8].不管是动态还是静态的文化概念,在当今全球化的视野当中,文化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正如皮尔森所说: 文化战略就是人类的生存战略,你、我都不可缺少[9].

　　从弗朗西斯·福山开始,学者们开始关注针对信任文化层面的探讨.福山认为,信任是一种普遍的文化特征,是人们从一个规矩、诚实、合作、互惠的行为组成的社区或群体中、从群体或组织内共享的规范和价值观中产生出来的一种期待.文化影响了选择,慢慢也变成了习惯[10].什托姆普卡曾指出:

　　正是文化规则在共同决定某个社会在某一确定的历史时刻的信任或不信任程度时,可能扮演一个强有力的角色[11].他将信任文化的生成看成是广泛的社会生成的一个范例来加以解释,从而为信任关系的建立提供了一种新的社会学的研究视角.笔者认为,不信任不是一个只附着于信任才能存在的社会现象,不是简单的信任水平的降低和信任缺失、信任匮乏,而是处于信任文化对立面的一种文化.信任文化可以为相信他人提供充足的影响,而不信任文化可能唤起不信任的行为[12].信任文化与不信任文化同时存在.一个社会永远都会存在信任和不信任,没有哪个国家、社会中信任度为100%,这是因为不信任在任何时候都独立存在.正如彼得·什托姆普卡所说: 信任被证实的积极经验将产生信任文化; 信任被背叛的消极经验将产生不信任文化,通过这种方式,未来的信任的赌博的规范性氛围将会形成,信任或不信任的传统传递下去,而这个过程将无限延续[13].

　　三社会转型期不信任文化滋长的原因( 一) 社会转型时期的不信任文化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从总体上看是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同时伴随着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诸方面的新旧结构的更替,因而呈现出立体的多元运动趋势.在21 世纪的社会变革中,可能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像中国这样,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就能如此快速发展.而且,可能世界上也没有多少地方能像中国这样,人们的生活能在一代人的时间内有如此大的改善.一方面,经济得到了空前的繁荣和发展; 另一方面,在经济发展和改革推进的同时,由于庞大社会系统内各个子系统步伐进程的不协同,社会问题和矛盾也层出不穷.多方面、各层次的转型深深地渗入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影响、改变着人们的观念、态度和实践的方式,进而引起文化的转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的信任状况如何、信任文化与不信任文化的消长演化是隐藏在文化转型中一个基本而又十分重要的问题.

　　与俄罗斯、东欧整体激进型转型不同,我国经历的是一种局部渐进型转型,社会系统方方面面的行为规则需要逐步转换为另一套行为规则.但这个局部渐进的过程中,旧规则体系的惯性和残留的阻碍作用不可避免,新规则的建立需要较长的时间,很容易导致规则真空期,从而导致人的一些恶的本性释放出来,丛林规则盛行.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中国社会处在一个不信任文化滋长而信任文化被消解的阶段.社会转型期的不信任已经扩大化了,它由局部的、个别的信任缺失逐渐蔓延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经济领域,因为不信任的滋长,交易过程中的交易成本和预付成本将增加,从而降低了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并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在政治领域,因为  不信任的滋长,社会整合度降低、社会运行秩序失范,导致法律制度的权威性及行政管理绩效降低; 在日常生活中,因为不信任的滋长,社会关系将变得日益疏离,使得社会生活和人际交往的矛盾、摩擦和冲突发生的可能性进一步增加.更令人担忧的是,不信任文化不断蛀蚀着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价值的认同感和底线伦理基础,使诚信、公平等伦理道德受到不应有的质疑.

　　( 二) 社会转型时期不信任文化滋长的原因分析在不信任文化日益滋长、信任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突显在大家面前之前,信任在社会心理中似乎是天然存在的.而当一系列有关"信任危机"的事件发生,人们才渐渐意识到,信任不是天然存在的,而是需要培育并随着社会背景的改变、文化价值的变迁而不断消长的,而不信任文化也有自身的生成、传播路径,要解决好社会的信任文化重塑问题,首先应深入分析不信任文化滋长的原因.

　　第一,社会转型增强了现代社会的不确定性.

　　从信任的定义,我们可以看出,信任总与未来和他人行为的不确定性相关联.全球化的影响加上社会转型造成的我国社会方方面面的变化,不确定性和风险空前增加.什托姆普卡列举了一长串表现现代社会不确定性的因素: 人类行为对未来的影响范围逐渐不断扩大,从而使人的行为的不可预测性更为突出; 社会生活充满着我们自己制造的和不断扩展的新威胁和新危险,如技术应用于自然和社会越多,生活就变得越不可预测; 现代社会人们所面临的可能选择空前增多,从而使人们最终作出的决定越不可预测; 现代社会的制度、组织和技术系统日趋复杂,它们就像一个巨大的黑箱使我们在黑暗中行动,从而使人们对复杂的系统变得难于理解; 现代社会的匿名性和非人格化,使人们对诸如公共机构的管理者、技术系统的操作者、商品的生产者、服务的提供者等等"重要的他者"全不认识,因而不可能去影响、控制和监督他们的行动; 随着交往领域的不断扩大,人们被陌生的人所包围,而陌生人意味着一个未知的世界[14].不确定性即意味着风险,对风险的评价直接影响是否给予人们信任.也就是说,在当前社会转型过程中,风险的普遍性和等级都增加了,加上法律和诚信制度保障力度不够,人们采取的信任的可能性自然就降低了.

　　第二,传统"熟人社会"影响了基本价值观的建立和契约精神的培养.

　　中国几千年的儒家正统文化使得传统社会中社会关系体现为一种"差序格局".在社会圈子的内部,由于身份认同因素的存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因此,不仅自身失信的激励较小而且对失信行为进行干预和惩罚采取措施的积极性也很高.同时,由于合作和交易的方式的原始性,实施干预和惩罚也是经济有效的,"诚信、信任、采取措施"是一种稳定状态.反之,当社会交往、合作、交易发生在社会圈子之间时,上述条件发生了变化,相应会产生另外一番景象.如费孝通所言: 中国的道德和法律,都因之得看所施的对象和"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因为在这种社会中,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一定要问清了,对象是谁,和自己是什么关系之后,才能决定拿出什么标准来[15].从信任的具体表现来看,只信赖和自己有私人关系的人,而不轻易信任外人,即"内外有别".

　　因此,当今社会信任缺失受到传统"熟人社会"观念根深蒂固的影响,契约精神在我国社会普遍缺乏.

　　第三,政治运动的"浮夸""杀熟"产生的社会影响尚未能肃清.

　　1949 年以后,从社会主义改造、三反五反、反右派运动到"文化大革命",思想改造运动成为政治活动,后期甚至扩展到社会生活中一以贯之的中心内容.大跃进的虚假浮夸"放卫星"和人民公社的"假、大、空",导致失真; 反右斗争的扩大化和"文化大革命"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造谣千遍成真理"等,导致失信; 而"文化大革命"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使人产生了"信任危机后遗症"[16].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畸形的社会状态下,任何不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和观点都不准许出现和传播.与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相左的观点不仅不能对陌生人讲,而且还不能对自己的朋友甚至亲人讲,否则就会发生朋友之间、家人之间的"阶级斗争"和"阶级决裂".因此,"文化大革命"之害不仅仅在于拖垮经济秩序、颠倒政治生活秩序,更严重的是扭曲了人的心灵、破碎了人的情感、摧毁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其影响面之广、后遗症时间持续之久十倍之胜于自然灾害.

　　第四,社会失范信息的快速、广泛传播成为了信任存量迅速下降的催化剂.

　　有学者指出中国的信任问题不是初始存量过少的问题,而是社会转型期信任存量过快下降的问题,是什么加速了信任存量的快速下降呢? 无可否认,社会失范现象在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频率会更高,但社会失范现象并不是中国社会的一种新现象,为什么近十年能产生比十年前更深远的影响呢? 而且这种影响随着信息化的普及日益深远.我们不得不将社会失范信息的快速、广泛传播看成信任存量迅  速下降的催化剂.人类社会正在进入信息社会,己是一个确定的事实,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正在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人类生存的环境日益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社会失范信息的快速、广泛传播一方面使人们容易产生社会失范是一种普遍现象的认知,从而在社会交往中不愿意诉诸信任而更倾向于不信任; 另一方面社会失范信息的广泛传播使部分是非明辨能力不强的群体陷入"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的心理误区,愈加验证了不信任的价值,不信任文化传承的意义愈发凸显.在这种自私的缺乏信任的社会中,人们唯一要做的就是,如何使自己处于有利的位置.

　　第五,诚信制度的建设远远落后于经济社会的发展,信任缺乏制度的保障.

　　信任的建立依赖于两个方面: 一是能够给予他人信任的预期得益,二是能否对失信行为进行经济而有效的控制和惩罚.法律和诚信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可以降低社会的不确定性,为交往的双方提供制度保障.当前,我国的诚信制度建设相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来说是严重滞后并存在一些问题.一方面,缺乏统筹规划、科学部署和整体推动,致使各地区、各部门争先上马,重复建设,而真正按照市场发展规律和信用运行机制建立起来的第三方社会化信用平台,又无法纳入政府统筹规划和整体推动.另一方面,目标定位、构建模式和信用档案运行机制脱离实际需要.目标定位脱离了信用本身的社会化、产业化与市场化要求,无法实现常态化的社会联动效应和长效化的市场运行机制; 信用体系构建模式被扭曲为电子政务管理模式,广大社会成员和市场交易主体无法主动参与其中,失去了他们应有的知情权、隐私权、自我管理权和交易互动权,也就失去了信用体系建设的社会内动力、市场驱动力和自我约束力;信用档案运行机制,无法通过先进科学实用的信用档案电子交互平台实现信用社会化流通,因而无法实现交易互动和市场激励约束效应.诚信制度不健全、法律量刑过轻导致失信的成本很低,无形中纵容了失信行为,导致整个社会信任环境的恶化.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转型时期不信任文化的迅速滋长非一朝一夕之故,亦非一事一物之功,而是长期积累、多因综合而至.重建信任文化任重而道远,但如果不通过有效的途径重塑信任文化,不信任文化将会积重难返,很可能导致社会矛盾激化、社会秩序崩溃,进而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通过道德教化和制度建设这两条路径重塑社会信任文化已形成了社会共识,如何促进诚信制度建设并实现道德教化的协同是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信任文化重建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