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陶瓷鉴定的科学技术方法

时间:2013-10-30来源:易品期刊网点击: 次

一、中国古陶瓷是当代世界性的重要收藏品
　　古陶瓷的断代及窑口鉴定是它作为文物和收藏品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而古陶瓷的科技鉴定又首先出现于西方，而且以中国古陶瓷为主要对象之一，原因在于从唐代开始，它就已是世界性的工艺品和收藏品。古陶瓷是中国的国粹，亦是中华文化的载体。一件精美的古瓷，它的造型、釉色和工艺，均丰富地表现着古人的艺术观和审美观。它不但以外在的美吸引着我们，同时还展示出陶瓷工艺技术所达到的水平，凝聚着当时的人文和科技的历史，一件古瓷的价值也就在于此。
　　在古代，陶瓷还是中国出口的高技术产品，在中国对外贸易史上，从唐代开始，每年即有大量的陶瓷产品出口到海外各国。直到1710年在德国迈琛成功烧成瓷器以前，世界上其他国家均不掌握瓷器的生产技术，它们的产品只有粗重的陶器和炻器。在明清时期，欧洲及其他国家从中国大量进口瓷器，其数量是极其惊人的。单是东印度公司在19世纪上半叶的20年内，就从中国向瑞典运去了二千多万件瓷器。如果计及整个欧洲，数量真如恒河沙数。瓷器、丝、茶等产品的出口贸易使中国拥有巨量的外贸顺差。笔者在意大利一个东方艺术博物馆的介绍中，看到一段有趣的话：“瓷器的发明和生产唯一地属于中国，她令人嫉妒地保持着这个宝贵的垄断性达几个世纪。瓷器成了中国的代名词。”轻、薄、透、亮的中国精美瓷器作为当时的高技术产品销至世界各地，以至“China”一词在英语语义中有“中国”和“瓷器”两个意思。中国古陶瓷之所以成为世界性的重要收藏品，是有如上历史渊源的，因为它早已是世界上一些国家本身历史的一部分了。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国外的公私收藏机构会高价收购中国古陶瓷精品。在2003年，一件壶口修复而壶身两侧又有长条裂痕的元青花四系海水云龙纹扁壶在纽约朵尔拍卖行拍出4550万港元，成为当时中国瓷器拍卖的第一高价。到2006年，元青花“鬼谷子下山”罐更以约2.3亿人民币再创中国瓷器拍卖新高。随后这几年，拍卖价超过亿元的中国瓷器已是屡见不鲜。如在2011年，香港苏富比秋季拍卖会“玫茵堂珍藏”专场中，一件明永乐青花如意垂肩折枝花果纹梅瓶以1.68亿港元高价成交，刷新了明代瓷器拍卖世界纪录。在今年香港苏富比春拍中，一件北宋汝窑天青釉“葵花洗”最终以2.0786亿港元成交，超过最高估价三倍之多，刷新了宋瓷拍卖的世界纪录。基于统计资料，国内外财务分析师均一致指出，艺术品的投资在国际上已超过了股票和房地产，成为增值最快的投资方式。
　　二、中国古陶瓷的鉴定
　　一件古陶瓷的真伪是收藏和买卖的首要问题。由于巨大的利益驱动，仿制古陶瓷中的精品并冒充“真品”出售目前在我国已颇具规模，仿真水平也越来越高。据说个别的仿品连古陶瓷鉴定专家也难以辨别真伪。但一件赝品仿造得再好，它也没有历史价值，因而亦没有文物价值。赝品不但给买家带来巨额的金钱损失，还给收藏界带来一系列的误导，任何一个收藏家或收藏机构对赝品深恶痛绝的原因也就在于此。“目鉴”是古陶瓷传统的鉴定方式，它已运用了_上千年。“目鉴”实质上是一种“比较断代断源（产地）法”，绝不能把它看作一种毫无根据的主观臆测。“目鉴”方法是鉴定者通过观察器物的胎、釉、彩、纹（饰）、工（艺）、型，再结合自己所积累的有关该类器件的知识相比较而得出断代和断源（窑口）的结论。这种通过比较得出结论的“考古标型学”在方法论上没有问题。“科技鉴定”中的元素成分分析方法同样也是通过比较来得出结论。问题在于“目鉴”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很容易受鉴定者的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影响。同一件器物，不同鉴定者的结论往往会截然不同，甚至同一鉴定者亦会先后给出不同的结论。在收藏界，这已是耳熟能详的现象了。因此，能否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方法对古陶瓷进行准确的、客观的、数量化并可重复的技术鉴定就成为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对古陶瓷进行现代科学技术鉴定，在国际上也只是近几十年的事，而且这种鉴定方法发端于欧洲。原因如上所述，中国古陶瓷是世界性的重要收藏品，但在国外没有中国那么多的“目鉴”专家，加上他们传统上对科学技术非常尊崇，古陶瓷的科技鉴定就成为一门学问并在国外首先发展起来。“科鉴”的最大特点是它的客观性，它是完全建立在现代物理学理论基础之上，在科学原理上是经得起推敲的。检测的成败在原则上只取决于受测样品、仪器和检测程序的正确性，不取决于具体的操作者。换句话说，它的结论是可重复的。
　　古陶瓷的科技鉴定在我国目前还没有很好地展开，甚至还存在一定的阻力，这是有它的客观原因的：首先，古陶瓷的科技鉴定研究在中国的历史还很短，而且它不是像用显微镜看细菌那样一学就会的技术，现有的每一种检测方法都有它独特的复杂性。但“目鉴”具有人为随意性并经常出现“误鉴事故”，因此古陶瓷的鉴定应该将“目鉴”和“科鉴”两种方法并重，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这一看法基本上已成为广大严肃的、力求探索真知的古陶瓷专家和收藏家的共识。2003年10月，“古艺术品传统鉴定与科技鉴定双轨制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吕济民、史树青、耿宝昌、孔祥星等我国著名文物专家均在会上作了重要的讲话，从不同的角度阐明了古陶瓷科技鉴定的重要作用和发展方向。我国的文物和科技部门近年来也对科技检测从设备到人员均加大了投入，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古陶瓷科技鉴定从技术到制度都会有重大的进步。
　　在讨论具体的古陶瓷的科技检测方法之前，对于什么才是真正的科技检测要有一个定义或判断，不能也不应“鱼目混珠”。真正的科技检测最基本的一点必须是数量化的，即进行定量测量的检测方法，而且更重要的是，一旦测量数据出来以后，结论是按照科学标准自动做出的，无需再有人为的主观判断。从这一个基本点出发，我们可以知道，近年来日渐流行的痕迹学等鉴定方法可能很有效，但严格地说，因为它不是进行定量的测量，结论是由操作者主观做出的，因此还不能算科技鉴定，只是在显微镜协助下的传统“目鉴”的延伸。
　　科技鉴定方法有很多种，其中“元素成分分析”方法和“热释光”方法是目前比较成熟的检测技术，而后者更是国际上最通用并已进入商业运作的科技鉴定方法。笔者是物理学工作者，同时也是古陶瓷爱好者，撰写这一篇科普性的文章，主要是想帮助读者对科技鉴定方法及其相关的问题有一些初步的了解。　作为一种科技鉴定方法，其基本原理必须建立在已有定论的物理学理论基础上，目前的古陶瓷科技鉴定方法能达到严格的科学标准的，大体上只有“元素成分分析方法”和“热释光方法”两种。这两种方法的基本理论都是物理学长期研究的结果，前者已有近百年的历史，而后者更是超过三百年。前者测量的是胎、釉或彩料的化学成分，后者测量的是与瓷器烧成后时间长短成正比的吸收自外界的能量。它们都是作为一种物理理论和实验方法被物理学家进行过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后形成的一种科学方法。随后，人们发现它们同样可用于古陶瓷的断代鉴定，因此才被引入到古陶瓷的研究当中。有趣的是这两种方法是基于完全不同的物理学考虑，但它们两者之间没有任何矛盾，而且可以同时应用于某件器件的检测。下面，我们拟介绍元素成分分析方法和热释光断代方法。
　　（一）元素成分分析：通过比较来断代的科技鉴定方法
　　这是一种根据瓷器胎釉或彩料如青花中所含元素成分进行分析的比较断代方法，它利用各种微观粒子（如电子、中子、质子等）去激发受测陶瓷样本的胎、釉或彩料，使其发出X射线能谱，再从谱线中分析出胎、釉或彩料中各种主量、次量及微量元素（亦称为主量、微量、痕量元素）的含量，然后和取自同样窑口古窑址的标准样本的各种元素的含量进行比较。如果两者相符，该窑址标准样本的窑口和年代就是被检测器件的窑口和年代。反之，受测陶瓷器件的窑口和年代就不确定。因此，“成分分析”和“目鉴”一样，也是一种“比较断代断源（产地）方法”，是古陶瓷的“指纹学”。目前已被使用的成分分析技术有中子活化分析方法（NAA）、X射线荧光分析方法（XRF）、质子激发x射线分析方法（PIXE）以及同步辐射X射线荧光分析方法（SRXRF）等。这些成分分析方法是十分成熟和精确的，在科学研究和工业技术中有十分广泛的应用，它们被用于古陶瓷检测是近二三十年才发展起来的。在图一中，一件元代青花瓷青花彩料所含的元素成分很精确地被检测了出来，把这个成分谱和已有数据库中相关的元青花数据对比，就可做出它的年代和产地的结论。…
　　由于要使用数据比较方法，用成分分析方法断代除了设备和技术方面的因素外，鉴定结论的正确与否主要取决于所采用的窑址标准件以及通过巨量的标准件建立起来的数据库。但是标准件的选定和数据库的建立是一件非常艰巨的工作。我们知道，中国古陶瓷生产时间历经几千年，空间跨越几百万平方公里，即使是同一窑系的产品所跨越的地域也是很广的，同一窑系不同产地的胎土和釉的化学成分也会有很大的区别。严格地说，一个完整的、可信赖的数据库应该包含所有的产地（窑口），这一点能不能做到是有疑问的。因为中国古窑址多达数千个，而且许多古窑址早已湮没或被迭压，已再没有采样的可能。另一方面，在同一窑口和同一考古发掘文化层，亦可能混有其他窑口的残片，它们纵然年代相近，但其元素含量也会很不相同。如这类混入的瓷片被误用为标准件，就会对数据库的准确性造成严重的干扰。显然，建立起一个为“成分分析”方法服务的数据库之难度和工作量是十分巨大的。如不动员和协调全国有关文博机构的力量，一个具有广泛覆盖面的数据库恐怕是难以建立起来的。在某一个窑系完整可靠的数据库完全建立起之前，对这一窑系器件进行“成分分析”方法检测就可能会有偏差。因此，“成分分析”方法的应用可能只限于窑址保存完好的某名窑，例如定窑、汝窑、修内司及郊坛下官窑、越窑及龙泉窑等等。对于数量众多、窑址不明的古陶瓷，成分分析方法恐怕难有用武之地。还有一个现实的问题，数据库由谁建立？数据库的数据是否公开？如不公开以谁的为标准？如数据公开，仿造者用之以做假，一旦成功，成分分析方法就被“废”了。凡此种种，笔者认为成分分析方法是一种非常有限的古陶瓷科技鉴定方法，难以对此提出过高的期望。在谈到成分分析方法时，值得提出如下一点事实，远在20世纪40年代，欧洲的博物馆经常按古代金属器件的杂质（次量及微量）元素谱来归类器物，希望以此来发现该类器物共同的产地及原材料的来源。虽然有成功的例子，但实践证明这种想法过于简单化了。首先，杂质元素谱会受生产和贮存时的物理及化学过程影响；其次，在古代，金属器件材料会被反复使用来重铸新器物，不同产地的原材料往往会被共熔于一炉。因此，企图通过它的元素成分来得出某古代金属器件的时代和地域的结论就必须慎之又慎。当然，古陶瓷和古青铜器不同，它基本上没有原材料反复使用的问题。
　　（二）古陶瓷的热释光绝对断代方法
　　热释光断代不需要依靠标准器的数据进行比较，所以它是一种绝对断代方法，即古陶瓷的年代信息完全包含在它自身之中。因为陶瓷器的胎体中含有大量的矿物晶体，如石英、长石和方解石等，这些晶体在受到核辐射（如α、β和γ等射线）的作用时，在微观结构上电子能级位置产生了变化，并积累了相应的能量。因此，若把陶瓷样本加热，可观察到物理学上的“热释光”现象。这些矿物晶体在历史上积累的能量会以发光的形式释放出来，而且热释光的强度与它们所接受的核辐射的多少成正比。由于陶瓷器所接受的核辐射主要来自于陶瓷器本身和自然环境所含的微量的放射性杂质（如铀、钍、钾40等），它们的放射性剂量相对恒定，因此热释光的强度便和受辐射时间的长短成正比，这是该方法如此成功的关键。一件古陶瓷在当年的烧制过程中，胎土中的石英、长石、方解石等矿物晶体原始累积的热释光能量都会因烧制时的高温而全部释放掉，就像是把“热释光时钟”拨至零。从它烧成之日开始，该陶瓷器将重新积累热释光信息，相当于“热释光时钟”重新运转。该器件进行热释光检测时测量得到的“热释光”信息是与它烧制后时间的长短成正比的。“热释光”方法就是通过测量所累积的辐射能，计算出该器件烧制后距离现在的时间，从而达到断代的目的，这就是“热释光”方法的基本原理。由于器件累积的受辐射信息完全储存在它本身中，只需在该器件上取样检测即可断代，而不必与相应窑址的出土样品数据进行比对，所以这是一种绝对断代方法。如果能有高精度的实验数据，器件年龄误差在正负各百分之十五以内是可以达到的。
　　从热释光原理可以看到，年份较远的陶瓷释出光的强度较强。相对地，年份较近的陶瓷器的光强就会较弱，测试难度也相应地提高。所以，要成功地用热释光断代，对测试人员的技术要求是相当高的。熟悉“热释光”方法在地质学应用（地质样本准确度是5万-10万年）的技术人员未必能马上掌握古陶瓷断代的高精度要求，原因就在于掌握这项技术需要一定的经验积累。热释光断代需要对陶瓷器取样，不同的检测机构取样的形状不同，一般是取直径约三毫米的圆柱形或三角锥形的样本。如果取样得宜，不会影响到陶瓷器的外观。图2则显示出一件龙泉窑器件底部的两种取样方式。热释光现象三百多年前就已被发现，它在20世纪60年代被发展成为一项考古、测年的新技术。而且，这项技术还在不断发展，以适应不同检测对象的需要。就古陶瓷检测而论，常规的热释光测定方法对于唐、宋及以前的高古陶瓷器断代是比较准确的，但对明清瓷，热释光的反应及灵敏度就较低，可能带来较大的误差，个别器件甚至无法做出结论。热释光检测古陶瓷方法经过近五十年的发展，已取得了重大的成绩，但整个技术仍在不断进步。到目前为止，佳士得、苏富比等国际大拍卖公司对高古陶瓷拍品的鉴定，均使用热释光方法。
　　三、实践中的问题
　　（一）科技检测的准确性和发展前景
　　任何科学技术测量都存在误差，古陶瓷的科技检测方法不但存在误差，而且还相当大，我们分别对元素成分分析方法和“热释光”方法进行简单的讨论。
　　元素成分分析方法的准确性主要取决于两点：首先是检测仪器的精度，能否从成分谱线中分析出胎、釉里各种主量、次量及微量元素的含量，其中微量元素的种类和含量尤其重要，是“真品”还是“赝品”关键就在于此，这就对所用的仪器提出很高的要求；其次就是要有被检测器件窑口的系统和完整的数据库。换言之，一要有准确的技术，二要有对比的样板，两者缺一不可。上文我们已经指出，建立一个完整的数据库绝非易事。面对一件窑口较偏的古陶瓷，元素成分分析方法可能就束手无策。
　　“热释光”方法虽然是所谓的不依赖于数据库的绝对断代方法，但也存在一系列需要仔细考虑的问题。“热释光”方法的首要缺点是取样，虽然是取在隐蔽的部位，对于大体量的器件影响还不大，但对于精细的器件，例如汝、官、定窑的官器以及明清官窑器，破坏性取样就成为不能承受之重，更不用说成化斗彩之类超精细器件了。“热释光”方法的另一个问题是，由于它所检测的是器件自烧成后所接受的累积辐射量，因此年代越久就越准确，对于明清瓷误差就大一些。同时在实践中常常出现这样一个现象：即使是宋代以前的古陶瓷，检测机构对送检的器物也下不了结论，即测量数据不足以断定真赝。出现这样的结果对藏家及古玩商都是最尴尬的事。这种热释光检测难有结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器件方面考量，可能历史上贮藏条件特殊，受辐射量远远偏离正常值，这个偏离亦可能与器件的胎体成分及微结构有关。另一方面，检测技术水平及精密程度也会对结论造成影响。热释光技术近年来也在不断改进，例如前剂量饱和指数法和高温峰测年技术的采用，使热释光检测精度有了很大的提高。
　　有人感到奇怪，在三十多年前，人类就已登上月球了，现代的互联网更是把地球串联成一个“地球村”，为什么古陶瓷的科技断代问题还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其实并非如此。主要原因在于，到目前为止，古陶瓷的“荷载年龄信息物理量”只发现了一个，即“受辐射量”。元素成分分析方法从原则上来说，所检测的不是器件的年龄信息，而是器件的工艺历史信息。换句话说，它检测的是该器件用什么材料制成，而不是什么时候制成的。在考古学上判断一个古人的年龄，除了其他方法外，还可从骨骼方面进行判断，因为人骨随着年龄会发生变化，但陶瓷器是不会随着岁月的推移而生长的。
　　曾有报导说，可以通过研究陶瓷器的釉中微裂纹变化来进行检测并断代，并提出所谓“老化系数”的概念和相关的检测方法。笔者认为，这个课题十分有趣，值得进行探索。但关键的问题是，釉中的微裂纹的生成和发展是十分复杂的物理问题，它取决于许多因素，例如，釉和胎体的化学成分，烧成温度和烧成后的冷却速度，胎、釉的结合度及成形后残余内应力的空间分布，器件的形状和检测部位的曲率，以及储存的环境等等。凡此种种因素都会对陶瓷器烧成后微裂纹的形状、数量及其随时间的变化起着决定性的影响。因此，每件瓷器的微裂纹生长像人的指纹一样是完全个性化的。微裂纹状态不但不会和陶瓷器存世时间成正比，而且根本不能确定两者之间定量的函数关系，也就无法把基于微裂纹状态的检测建立在严格的物理学基础之上。个性化的物理问题还有一个难点，它不能用统计平均方法进行处理，就如国人的平均身高不能确定某一个人的身高。所以，希望通过大量的取样检测来得出规律同样是无效的方法。因此，对于微裂纹的生长和发展的微观机理，还需要进行长期和系统的研究，但据笔者的上述分析和主观判断，成功的可能性很小。到目前为止，在成熟的古陶瓷科技检测方法中，不依赖数据库数据进行对比的绝对断代方法仍只有热释光一种。在国外，这个方法在数十年前就已用于商业化的检测服务，并一直延用至今。
　　（二）从藏家的角度看，什么器件需要检测
　　按笔者的看法，目前的科技检测还是以“热释光”方法最为成熟，在几十年前就已有鉴定机构在国际上进行商业性服务，因此本文的讨论以热释光方法作为对象。如果要进行科技检测，首先就要选一个有高度商业操守的机构进行双盲检测。所谓“双盲”即送检者不知谁进行检测，而检测者也不知道器件的送检者是谁。这里强调—下，不同鉴定机构出具的检测证书之分量和价值是不同的，某些机构的鉴定证书是有法律效力的，可作为法庭呈堂的证据。
　　在实践上，依笔者的意见，对于所谓“开门见山”的器件，谁看了都说对的，就没有必要再送检，何苦花了大钱还要在器件上打个洞？另一方面，低价值的藏品如果没有特殊的历史或文物意义，也不必进行检测，因为国外机构的检测费约合五千元人民币，而且事先收费，无论检测结果是什么，哪怕得不出结果，费用也照收不退。因此，作为一个藏家对何种瓷器应要求卖方进行热释光检测呢？我看应该是高价而且看来问题不大的器件。如果检测出是“真”的就可放心购买了，以后出手也有个有力的证据。以笔者所在地为例，古玩商对于买家的检测要求通常都是答应的，但可能会将检测费加到售价中。
　　拍卖会的拍品又如何呢？因为高古陶瓷拍卖在国内还是“小荷才露尖尖角”，所以例证不多。但在国外的大型拍卖会，大件且高价的唐、宋代及更早期的古陶瓷拍品，相当大一部分均进行过热释光检测，而且在该拍品的图录说明中明示它曾经被某鉴定机构检测通过，还附上它的检测证号，供竞拍者上网查询，目的是使买家放心，而拍卖公司也因此可减轻责任。（三）用人工辐射干扰热释光检测能否成功
　　在收藏界和传媒报导中有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有些古陶瓷仿品在机场过检时，经检测机辐照后，用热释光测年，居然成为到代的真品。对这现象发生的可能性，笔者的怀疑多于信任。因为热释光现象的物理学机理是十分复杂的，基于量子力学的解释，是由于瓷胎中石英等类离子晶体内的电子受到外来辐射从低能级跳到了高能级。在热释光检测时，这个电子又从高能级回到低能级并放出光子，而光子的能量就是高低能级的能量差，它是“量子化”的，即外来辐射的频率必须精确符合高低能级的能量差，才能激发电子，频率高一点或低一点都不行！机场的扫描机频率恰好就是相应能量差的频率，而且频段和强度又恰好，窃以为是不太可能的事，传说终归是传说。
　　但把仿品带到实验室进行辐射“造假”，那是完全可以的，因为在实验室里，辐射的频率和强度均可调整并反复试验。在这种情况下，问题是成功率有多高？这类针对热释光检测的科技造假能否被“侦破”？对前一个问题的回答是有可能成功，但难度很大，原因在于热释光微观机理的复杂性。一件古陶瓷真品受到的辐射是历史上经年累月的缓慢积累，接受并“储存”起外来辐射能量的胎体微观物质是多种多样的，也就是说参与热释光效应的电子状态也是非常之多的，因此对它进行热释光检测时，会放出很广谱的数量也不同的光子，统计平均结果就出现一条圆滑的测量曲线，人工用有限的几个频率来照射仿品所得出的热释光曲线很难能与自然辐射的曲线形状相符。图3就显示出一件真品的热释光曲线；图4是一件仿品经人工辐射后的曲线。真品受天然辐射的曲线是圆滑的单峰，而在图4中，人工辐射曲线是参差的多峰结构，而且温度范围也与图3不同。即使反复调制人工辐射的各项参数，但陶瓷器的胎体微观反应是不可预知的，而且仿品也只能接受人工辐射一次，检测过关就成功，不行就只能扔了，因为人工辐射已改变了原来的电子能态，它是去不掉的，除非你回炉在五百度以上重烧。因此，就蒙混热释光检测而言，一件仿品也只能有一次机会，只能是“不成功就成仁”。即使某件仿品的人工辐射曲线是单峰结构，它也会在温度范围、峰的宽度等方面显示出人工辐射的痕迹。因此，只要仔细研究检测结果，经人工辐射的器件大多数还是可以被发现的。如果再加上“目鉴”的协助，这类仿品一般亦难以“蒙混过关”。传说纷纷的新仿品经过机场X光扫描后，再用热释光进行检测就成了“真品”，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谣传；另一种可能就是检测机构技术和分析能力不过关。笔者熟悉的收藏家和古玩商经常将器件送到大陆以外的热释光鉴定机构进行检测，从未遇到这种误检的问题，也从未听说过经辐射造假的仿古陶瓷在国际大拍卖会上拍出，这也说明辐射造假方法并没有“打垮”热释光检测的可信性。
　　（四）科学鉴定的前景以及“目鉴”是否会退出舞台
　　马未都先生曾说，将来或许会发明一个机器，把陶瓷器放进去一测，结果就出来了。作为一个物理学工作者，笔者反而没有马先生乐观。科学是在飞跃式地进步，但另一方面，科学也并非万能如上帝，在客观上确实存在许多不可解甚至无解的事物。如古陶瓷断源（窑口），假如某窑口遗址在山河变迁中已完全湮没无存，偏偏又有几件该窑口的传世品，你如何判断它们的产地呢？因为该窑口的历史信息早已归零！柴窑是另一个实例，它是否存在都是一个问题，仅凭“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等模棱两可的文学描述进行窑口比对及猜测，很可能都是“盲人摸象”，其实那只“象”早已不存在了，甚至可能还是后人虚拟的。另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秘色瓷，争论多年，了无结论。若非陕西法门寺地宫的发现，同时有账册记载和几件实物，考古学上的二重证据都在，否则对于什么是秘色瓷到现在还会争论不休。“柴窑”问题的解决，恐怕只能等待另一个“法门寺地宫”式的考古发现。
　　前面我们已经提及到，进行直接而非比对的科技检测的关键是找出贮藏在古陶瓷器件中与存世时间存在明确的函数关系的物理量，但到目前为止，甚至可能到永远，也就是“受辐射量”这一个。倘若不幸言中，恐怕马未都先生会失望，我们永远也发明不出一个机器，把器物放进去，结果就出来。因为“受辐射量”极微弱，目前钻孔取胎样，然后磨成粉进行热释光测量时其误差已达正负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之二十。目前的确有物理学家在进行对“受辐射量”进行不取样遥测研究，但还处于探索性的阶段，按笔者判断，这种“热释光遥测方法”恐怕难以有准确到可即时断代断源的可能。
　　如果笔者上述几点论述站得住脚的话，我们会得到一个有趣的而且绝大多数古陶瓷专家、收藏家、古玩商都高兴的结论：“目鉴”永远不会退出古陶瓷鉴定的舞台！其实，就目前来说，“科鉴”和“目鉴”也并非是完全分离的。从程序上看，在进行热释光检测之前，首先要进行目鉴，初步认定送检器件是真品或赝品、有没有“接底”等造假痕迹，还要判断它是什么窑口及大致的生产年代。热释光的结果出来后，即使证明是真品（所谓老的），但由于其给定的生产时间区间往往达二三百年，覆盖好几个朝代，该器件的准确断代还要由基于“标型学”的“目鉴”来完成。图5是在2003年所作的一件青白瓷的热释光检测报告结论，它的最后烧成时间在700年至1200年前。这样一来，这件瓷器最早的可能生产时间是在唐贞元二十年（804年），最晚是在元大德七年（1303年）。到底它是什么年代的产品，就只能用“目鉴”来完成，绝对不能缺少“目鉴”这一步。因为该器件虽检出是“老”的，但它还没有确切的生产年代结论，而一件器件在不同朝代生产，在价格上有很大的差别。这个例子很典型地说明：对于古陶瓷鉴定，“目鉴”和‘‘科鉴”应该并重，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只有真正持一种理性和科学态度，iX--看法应该才能为不同背景的人所接受。
　　行文到这里，又引出另一个科学猜想，能否发明一个机器，它同时兼具“科鉴”与“目签”的功能。例如，它首先用“热释光”方法进行新老判断，当检出被测器件是老的后，由于还有二三百年的误差，准确的生产年代将由第二步的“机器目鉴”来完成。“机器目鉴”部分是一个人工智能的“仿真目鉴专家”，它如同真人一样工作和思考，但用的是科技方法，“看”“摸”“量”“掂”被测器件，观察它的胎、釉、彩、纹（饰）、工（艺）、型，然后将数据进行处理，从海量的互联网信息上寻找相关资料和数据（对真人专家，这就如他的大脑运作），最后做出断代断源的结论！这是一个美丽的梦，实现它的难度相当大。从技术层面上讲，具有分析、综合和推理能力的“仿真实验科学家”的研制，在世界上目前还处于起始阶段，其理论和技术上的难度极大，只能一步一步地推进。另一方面，为了发明并造出这个“仿真目鉴专家”，人力和物质资源的投入将是十分巨大的，谁来承担和主持这项最终可能是失败的研制工作呢？与其把大量的人力和资源投入到这项研发工作中，还不如大力加强对“目鉴”专家的培养，同时建立起一个权威的、能客观进行目测和科技鉴定的国家机构来得简单且可行。
　　欣赏、把玩是收藏古陶瓷的趣味所在，“目鉴”器物以断源、断代是对自己认知能力的检验和挑战。如果真有一天，把器件往鉴定机器上一放结果就出来，我想收藏的乐趣将因此而大减。那样一来，就没有了悬念，没有了购买时的那种惴惴不安，同时也少了那种买到物珍价廉古陶瓷后的成就感。基于上面对科技鉴定基本原理的分析，笔者相信“万能鉴定机”不会出现，还是让我们充分享受基于“目鉴”且必要时又借助“科鉴”的收藏乐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