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生前曾数次质疑，中国大学为何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肇始于1992年的高教改革，没有给中国大学带来“钱学森之问”的终解。在此背景下，历时一年半、易稿数十次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 - 2020年)》（俗称“新教改方案”）公开征集民意，引起各界关注，如何使高校环境更适应人才生长成了多方关注的话题。

关注教育本质

读罢《金融时报》刊登的文章《教育绝境》，中国石油大学石油与天然气工程学院院长陈勉立刻推荐给了几个教授，文中提到，孩子们“大都丧失了学习的兴趣，以考分机器的面目度过人生最美好的年华。”

“虽然文章有些过激，但每句话都是真的。”刚刚把女儿送进大学的陈勉说， “我们的孩子过着一种被安排的生活，他们长大后并不一定是社会需要的人。”

2009年，陈勉的女儿从北京最好的中学最好的班级毕业，同班同学中，有一半考上了清华、北大。 “大家考得很不错，考完后却在一起痛哭。”

女儿的成绩，国内任何一个大学都可以录取，但她还是选择了去美国。一段时曰后，女儿告诉陈勉，虽然那里的学习很艰苦，每天要熬到半夜，但却很开心。她告诉父亲， “考试的时候，老师把试卷放在办公桌上，学生有时间就去老师办公室把卷子拿走。回去后写上几点开考，几点结束，就在自己宿舍里考，要求是不能看书。考完后再把卷子放回办公室。”

“考卷是不是不一样？”作为教授，陈勉有些好奇。女儿回答： “完全一样。”

“如果一样，礼拜一答题会吃亏，礼拜五答题会占便宜，因为可以提前知道考试内容。”陈勉推测。

女儿告诉父亲：学校里不会有任何人提这个问题，也不会有任何人回答这个问题。这样问，这样答，会失掉基本人格。

一位出生在美国的华人告诉陈勉，在人才选拔机制上，国内太重视考试。考试用两个小时决定人的一生，但是实际上，一个人的成长需要20年，如果用两小时考察一个人，那么这个人就要去研究技巧，在两小时内展尽技巧，这样才能考得好。 “可是”，这位华人说，“要考察一个人20年做过什么，不用任何技巧，只要一颗心就够了。”

“这才是教育的本质。”在2010年中国两会上，面对几十个同行，陈勉如此感慨， “教育最应该关心的是我们的教育机制，教育大方向到底往哪里走。而不是需要掌握1500个还是1600个英语单词，该加一门京剧还是加一门昆曲。”

谁有权选择教材

孩子在幼儿园把小草画成了红色，被老师批评。回家后，父母问孩子，为什么把小草画成红色？孩子说， “我画小草，小草很高兴，它在笑，所以脸都笑红了。”

“在西方，很容忍这种思维，甚至老师会鼓励，这样画，要夸你画得比别人还好，想象丰富，但是我们的传统观念认为一个问题只有唯一一个正确答案。”陈勉说。

出于对一个正确答案的质疑，陈勉认为一个机构控制资源，三千个学校觊觎这些资源的现状有待改变。

“我们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太少了！”论及办学受到的限制，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自称“有些激动”。 “办学自主权中一个最基本的权利是，学校有选择教材的权利，这样才能有多样性。强行推进教材的方法有违教育规律。”

数学家邵国培教了一辈子数学——8年中学、30年大学。谈起教育主管部门自2004年推广的中学数学新教改心情沉重：其中最宝贵的技能内容被删掉了，代之以大量的大学内容。微积分、定积分、概率统计等，导致学生数学能力严重下降。2005年，曾有90个政协委员联名提案叫停，至今未能实现。

艰深的数学课程并没有培养出更多的数学人才，2009年五校联合招生中，清华等5大高校对入学新生进行数学摸底考试，结果清华的考生平均分为42分， “这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 邵国培说。

同邵国培的想法一样，很多老师认为，任何教材都有缺点，也都有优点，“要让每个学校，每个教师根据自己的课程选择教材，这样教育才能生动活泼起来。”

“高教法”规定了高校有7个自主权，朱清时记得，其中就有选择教材的权利， “但是”，他无奈地说， “大家都没有当回事儿。”

至于一些艰深的内容，比如，高等数学中的洛必达法则是否一定要列入课程，则值得重新探讨。中国石油大学教授陈勉问了一千个学生，毕业后可曾用过这个法则，除了研究数学的人之外，回答一概是没有。

“我们在这些方面要求那么严格，而忽略了更重要的东西。”陈勉说，同这些相比， “教育的根，一个人的正义和诚实，才是最最重要的”，他强调，“大学应该是社会良心的最后堡垒”。

西南联大的启示

大学去行政化，落实高校自主权……“新教改方案”公开征求意见后，这是民意集中的指向。

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孙霄兵特别罗列了高教法规定的高校7个自主权，涵盖教学活动、科学研究、内部收入分配制度、制定招生方案、自主管理学校经费和财产、开展国际交流等方面，他强调， “要解决行政化问题，首先要落实好高等学校的自主权。”

其实，高教法1998年早已出台，这些“自主权”已经合法了12年，但是落实起来可操作性一直很低。自主权对高校意味着什么，朱清时认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西南联合大学用7年时间办成了世界名校的经验值得借鉴。

当时的情形是，国民党教育部长陈立夫要求学校标准化管理，三度训令西南联大应设课程，统一全国院校教材，统一考试，开课大纲报教育部审定。联大为此召开校务会，予以回绝。据冯友兰的女儿宗璞回忆，时任教务长的冯友兰执笔致函教育部，指出“教育部为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大学为最高教育学术机关”， “教育部为有权者，大学为有能者”，应当“权、能分职”，最终西南联大没有按照教育部的要求统一教材和课程。

“正因为如此坚持，西南联大才保持了自己特点。”朱清时说，这样一所战乱中的草棚大学，也才得以为中国和世界贡献了100多位中外科学院院士，一大批一流人才，邓稼先、杨振宁、李政道、黄昆、刘东生、朱光亚、邹承鲁、彭骊云、汪曾祺等均出自西南联大。

同现在的大学比，当年西南联大的办学条件几乎是“小米加步枪”。清华大学教授潘际銮清楚地记得， “校舍全是泥地土坯墙、木格窗的平房。教室是土墙，屋顶仅盖一层铁皮。”学生宿舍则是“土坯墙茅草顶，冬天四面透风。”

学术自由，民主治校是联大的理念。在管理学校方面，学校沿用“教授治校”，除校长，训导长由教育部任命，各院院长都由选举产生。 “他们都是各专业举足轻重的人物，又都是干练之才，品格令人敬服。这是联大获得卓越成绩的一大因素。”潘际銮说。

令陈勉忧心的是， “联大没有按照当年教育部的标准去做，教育部不会把它的资源拿走，现在，我们的资源除了经费以外，还有很多专项，如果不照办，这些就不能保证。这个可能是最大的差别。”

政府减少干预

2010年是中国教育改革之年。教育部长袁贵仁表示，教育部会尽量减少对学校的行政干预。面对教育领域的改革难度，他并不回避， “随着改革的深入，共识度会越来越低。”他还坦言，“任何一个改革都需要其他改革配套，否则很难推进。”

这个春天将成为中国高教改革的拐点。两会期间，教育部明确提出“政校分开，管办分离”，界定了高校和政府机构的区别：高等学校本身是一个法人，和政府机构不同，是两种法人制度，因此有两种不同的权利。同时鼓励对大学制度、办学体制进行改革。

中国高层也已经意识到了高校布局结构的不合理，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鼓励高校适应需要调整专业课程设置。

来自高层的改革还包括，学校的行政审批事项将进一步减少。近年来，中国教育部已经大幅度减少了对于学校、公民和组织的行政审批事项，减幅达50%。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孙霄兵表示， “政府如何减少对高等学校的干预，关键是政府要依法行政。”

中国石油大学教授陈勉呼吁， “应该保持教育生态的多样性。让大树的枝叶自由、发散地成长，才可能有最直的枝子。”而多样的教育生态“要有一个学术基础”，如朱清时所说，能让大家“坐下来兢兢业业地做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