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着重对20世纪前半叶非洲现代摄影的发展作简明梳理：一是人种学摄影的使用，二是报道摄影在现代非洲的早期发展，三是非洲摄影家自身的努力。以厘清摄影在此时非洲大陆的发展状况、主要用途以及意义和价值，进而延展思考非洲人的非洲摄影、西方摄影将非洲殖民地人民物化、非洲肖像摄影新发展等三个维度的摄影理论与实践问题。

【关键词】非洲摄影；现代主义；殖民主义；人种学
　　[中图分类号]J43[文献标识码]A

由欧洲人传播并掌控的现代非洲摄影是非洲摄影发展的前提和根基，是孕育当代非洲摄影的摇篮和母体。现代非洲摄影运用于民族、宗教、性别、种族、新闻传播、文化保存、社会记录、艺术表现等诸方面是当代非洲摄影类型学的基础。当代非洲本土摄影家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离不开现代非洲大陆欧洲人在摄影方面的探索和追寻，他们在非洲开设照相馆，招收学徒，开办摄影教育机构，培养了一代代非洲摄影人，也培育出成熟的摄影市场和机制。因此，当代非洲摄影走向“非洲人的非洲摄影”的现实图景乃现代非洲摄影的发展和延续。鉴于此，笔者对20世纪前半叶非洲现代摄影的发展作简明梳理，以厘清摄影在此时非洲大陆的发展状况、主要用途以及意义和价值。

一、人类学的照片——20世纪初非洲摄影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摄影技术的日趋成熟，快门速度提高到以秒为单位，摄影就开始从死气沉沉的遗迹转向活生生的世界，欧洲人把这种瞬间图像技术带到非洲大陆。如果说早期非洲摄影主要还是示意性的，现代非洲摄影则转向瞬间性的肖像研究。非洲摄影在两个方面有长足的发展：一是顺应社会需求，非洲各地增设了多家照相馆；二是为满足关于非洲的人类学研究，人种学摄影作为田野调查方法被大量使用。这一时期，随着贸易的扩大、人口迁移数量的增加，以及欧洲文化习俗的传播，所有这些都有助于非洲大陆民众对照相馆服务需求的迅速增长。到19世纪90年代，果阿人（Goans）在桑给巴尔和莫桑比克经营了几家照相馆。1899年，W.杨在蒙巴萨（Mombasa）开设了一家照相馆，1905年在内罗毕又开了一家。同年，一位亚美尼亚人在亚的斯亚贝巴开设了首家照相馆。此后，到20世纪20年代，又有其他几位亚美尼亚人、一位帕西人（Parsee）和一位奥地利人纷至效仿（1）。
　　拍摄人物肖像是照相馆的主要业务，（2）但是也有几家制作明信片，到1914年，极其丰富的非洲明信片产生了许多新的著作。（3）它们也是戴维·普罗哈斯卡（DavidProchaska，阿尔及利亚）、吉尔斯·迪亚斯（JillsDias，安哥拉）以及尤其是菲利普·戴维（PhilippeDavid，法属西非和拉格斯）进行严肃研究的主题。（4）人种学专著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复制精美的照片，到19世纪90年代时，它们开始取代杂乱无章的探险报告。施图尔曼（Stuhlmann）同帕夏·阿明（EminPasha）一起在1890-1892年间到维多利亚湖地区探险的重要记述是一部转型期的作品，无论在这方面还是在它的插图所采用的技术多样性方面都是如此，其中包括17幅精美的全铅版照片。（5）另一位东非的科学家马克斯·舍勒（MaxSchōller），用一整卷的篇幅来展现拍摄于1896-1897年间的人种学照片。（6）正在兴起的对于形体人类学的兴趣也受益于德属东非地区的菲勒博恩（Fülleborn）（7）、欧雷斯（Aurès）和卡拜尔（Kabyle）地区的兰德尔·麦基弗（RandallMcIver）和威尔金（Wilkin）（8）、南尼日利亚的托马斯（N.W.Thomas）、苏丹的塞利格曼（C.G.Seligman）（9）、以及后来南非的达根-克罗宁（Duggan-Cronin）等人的照片。（10）从1899-1901年间在乌干达担任特别专员返回后，哈里·约翰斯顿（HarryJohnston）制作了一本精彩的融人种学、自然史和美化殖民活动为一体的混合物，通过照片自由地阐述，其中许多是他本人的照片。在许多其它照片中，它们对早期殖民官员和乌干达人之间的关系给予了特别的重视；它们也给巴林哥（Baringo）湖附近马赛人（Masai）村庄的规模和人口密度提供了有价值的证据。（11）希尔顿-辛普森（M.W.Hilton-Simpson）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别有兴趣，他在1907-1909年期间陪同托尔道伊（Torday）去了卡塞河（Kasai）；他在那里以及后来在欧雷斯地区拍摄的照片记录了当地丰富多彩的习俗活动，也非常值得关注，他还把其中的一些照片录制到电影中去。（12）
　　在两次世界大战争间，非正式的快照越来越成为人种学摄影的鲜明特征，既表征着技术进步，也反映了新采用的田野调查方法。（13）然而，鲜有人种学学者去探询南部苏丹（1927）和葡属几内亚（Guinea）地区（1928）贝尔纳茨克（Bernatzik）摄影的技术难度。他关于后者的大合集包括6张彩色半铅板（四张由闪光灯拍摄）和17张航拍照片，以及许多精彩的舞蹈与其它活动的彩色和黑白插图。（14）贝尔纳茨克也从他自己和其他人的作品中选编了可能是首本“正在消失的非洲”的“咖啡桌上的书籍”，包括德国人1906年在阿克苏姆（Aksum）的探险。他说：“当地人已沦落为隶属于白人殖民者的奴隶……我已经尽力保存一些这个正在迅速消失的世界的一个小角落的图片……我总是在他们不注意的时候拍下一张当地人的照片。”（15）
　　这一时期，无论是照相馆的增设，还是人种学摄影，都具有人类学的价值和意义，究其原因，产生摄影的技术客体的社会形象与摄影的社会性使用无疑是同等的。（16）然而，目前关于非洲的人类学研究才刚刚起步。

二、非洲社会图景——两次大战间的非洲摄影
　　两次大战期间，小型135相机问世，便携性大大增强，摄影的成本也迅速降低，摄影成为民主的利器，顺应战争的需要，报道摄影快速发展。欧洲人使用摄影报道发生在非洲部落内部的暴力冲突、法西斯的横行和反法西斯的胜利、教育劝导非洲民众，摄影真实地再现了非洲社会的纷繁图景。　　
　　尽管在战争期间，摄影技术有了非常显著的进步，但是报纸却“令人难以置信地在适应照片时代来临方面反应极其迟钝”（17），这也是明信片何以继续担当文献记录和附带宣传功能的原因之一。总部设在伦敦的《每周西非》成立于1917年，它从第一期起就刊载全面反映西非人生活的照片，大部分照片是西非的商业摄影师拍摄的。这份周刊早期的副产品是阿利斯特·麦克米兰（AllisterMacmillan）的《西非的红色书》（RedBookofWestAfrica，1920），它是一本娱乐性质的非正式的企业目录，附有大量插图。但当时几乎没有一位欧洲的摄影记者访问非洲。现代意义上的图片报道先趋始于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在其它地区的发展主要归因于1933年后德国的流亡人士。（18）这里有三位德国摄影记者值得一提。约瑟夫·施泰因勒希纳（JosephSteinlehner），1927-1928年间，他被慕尼黑非洲-图片-档案馆派往埃塞俄比亚去拍摄（19）；费利克斯·曼（FelixMan），1932年，他访问利比亚和突尼斯；以及阿尔佛雷德·艾森斯达特（AlfredEisenstadt），1935年3月，他访问埃塞俄比亚。（20）法西斯宣传机器在1935-1936年对埃塞俄比亚战争中大肆利用图片摄影和电影摄影（21），但是外国记者对于埃塞俄比亚行动的报道显得异常失败。（22）《时尚》杂志的摄影大师乔治-霍伊宁根·休宁（GeorgeHoyningen-Huene）1936-1937年间到非洲进行了一次战期的旅行，但是他“有意识地略去了所有现实主义的糟粕”（23）。至少有一家摄影机构获得了20世纪30年代苏丹和比属刚果的照片，但是这些照片的使用至今还有待确认。首位在非洲执行重要报道任务的英国摄影记者可能是乔治·罗杰（GeorgeRodger），他在1941年被《生活》杂志派去拍摄自由法国部队的军事行动。罗杰在前往亚的斯亚贝巴之前经由杜阿拉到拉米（Lamy）要塞、库夫拉（Kufra）、埃尔法沙尔（ElFasher）和马萨瓦（Massawa）。罗杰最著名的一幅作品《努巴人》（苏丹，1949），照片中全身涂满木灰的奴巴摔跤战胜者正高坐于败者的肩头。（24）不幸地是，不知是出于恶意还是仅仅是不称职，英国驻开罗当局策划毁掉了他大部分前所未有的拍摄记录。（25）
　　一般说来，同电影相反，图片摄影在这些方面似乎无法扮演多么重要的角色，摄影的客观性是大有可疑的。布迪厄认为，当社会为摄影提供了现实主义的担保的同时，它只不过是在一种同义反复的确定性中确认着自身，也就是，当反映真实世界的某个影像忠实于它对客观性的表征时，它就真的客观了（26）。例如：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努力突显非洲的影像以达到教育或劝导大众的目的。几乎没有什么著作可以同1914年前的影集和年鉴相媲美。但还是有人脱颖而出，理查德（Richard）和玛丽·莱特（MaryLight），两位敬业的美国业余摄影师，他们在1937-1938年间的一次从佛得角到开罗的飞行旅程中拍摄了一系列独特的空中图片。这些照片神奇地展示了近期陆地使用的新进展，并附有一份为非专业人士准备的文字说明。（27）西非此类作品的缺乏遭到保罗·雷德梅（PaulRedmayne）的批评，1936年，他携带一架莱卡相机在黄金海岸度过一个月的时间，并出版了一本著作，他在著作中说“我已经把我的主题表现在图片中并且已经挨个把它们写出来了”（28）。这部野心勃勃的作品也许在反映例如20世纪30年代黄金海岸的卡德伯里电影的向前看的精神方面是独一无二的。雷德梅得到总督阿诺德·赫德森（ArnoldHodson）爵士的青睐，但在他的镜头中主要是小镇中的和正在工作的非洲人，这在当时主流影像中是不寻常的。这些是人，而不是“土著人”。

未完,下接 浅谈社会与殖民表征之镜（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