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时期某些文化领域的一枝独秀，使人们对文化产业的特性有了新的认知；后金融危机时代各国纷纷加大技术创新和科技研发，凸显文化产业在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中的引擎功能，因此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开始成为各国服务贸易增长的新亮点，如占据国际高等教育服务市场首位的美国，从1970年至2000年，美国教育服务收入占服务总收入的3.5%。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的统计，2001-2011的10年间，美国的教育服务贸易净出口额从78.1亿美元增至125.9亿美元；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发展速度最快的澳大利亚，其教育出口每年能为其带来超过30亿澳元的收入。 
　　对于许多国家来讲，教育服务贸易早已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增长点。教育出口的发展不仅能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而且可以达到创收和招揽人才的目的。发展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可以在质上促进中国人力资本的提升，从而优化服务贸易的结构。发展高等教育服务贸易，不断增强中国的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出口竞争力，不仅会使国民经济在量上实现突破性的增长，它还会为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储备充足的人力资源，为其可持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1 高等教育服务出口影响要素分析 
　　哈佛大学教授波特在其1990年出版的《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提出了影响一国竞争优势大小的钻石体系。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竞争力水平主要取决于一国的产业竞争力大小，由此而提出了由要素条件、需求条件、相关产业和辅助产业、企业战略、结构与竞争、政府和机遇构成的菱形理论。由于波特的这一模型是基于产业层面而得出的研究成果，和常用的IMD国际竞争力模型、WEF竞争力模型这两个国家竞争力模型相比，其对国家教育服务贸易行业影响因素的构成分析更具有参考意义，如学者强永昌（2010年）在一篇名为中国教育服务贸易境外消费的国际竞争力研究的论文，就以此模型为基础详细分析了其竞争力大小的影响因素，但是此模型对于宏观环境的考虑稍显不足，所以本文在借鉴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新增了一些对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发展意义显著的环境要素。 
　　通过上面的分析，本文将从基础设施要素、环境要素和核心要素三个方面构建影响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要素模型，如下图1所示。 
　　1.1 基础设施要素分析 
　　基础设施是经济发展的基本承载。它是指一国可利用的各种设施及质量，包括交通、通讯和能源等方面。就教育行业而言，基础设施要素主要包括国家财政支出中用与教育业的投入、信息产业的发展、网络普及率。一国财政支出中教育资金所占的比重，不仅关系到一国教育机构体系的完善，其对于学科建设和研究的经费投入更是对一国教育行业在国际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市场上比较优势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国际上一般用政府教育支出占国民或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来衡量一国政府的教育支出水平，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也证明4%的数值是合理的目标，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发达的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澳大利亚2005年这一比值就达到了5%，而中国2009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仅为3.59。考虑到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额对于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发展的重要性，教育部在其2011年7月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明确提出，争取到2015年使政府教育支出水平达到5%。 
　　一国信息产业的发展及网络普及率的发展现状一方面关系到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学科优势的增强和通过影响来华留学生生活的便利水平来作用于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境外消费的规模，另一方面也会直接改变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四种方式的构成比例。跨境提供体现在高等教育服务贸易领域就是远程教育，美国的高等教育服务贸易除了有充足的财政资金作保障，信息技术上的优势也为其发展提供的坚强的技术后盾，因此在远程教育方面，美国一直占据国际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市场的前列。中国的电信、信息网络建设和信息技术的发展虽然在近几年取得了比较大的进步，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这也是中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形式依然是以境外消费为主导的原因之一。 
　　1.2 环境要素分析 
　　由政府管理能力、国家经济实力、国际化水平和科技实力构成的环境要素，为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政策和市场保证，不仅会对高等教育服务核心优势——学科优势的实现有直接影响，也是增强中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比较优势的重要激励因素。 
　　政府管理能力指一国政府为其宏观经济的稳定运行、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制定合适政策和战略的能力。衡量政府管理能力的标准主要有：政府对企业经营活动的直接干预是否最小化，政府是否能为微观经济主体提供可预测的客观市场环境，政府在应用经济政策方面是否具有灵活性。在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开展过程中，中国的政府管理能力主要表现为是否能为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四种方式的开放度作出合理的安排，制定合理的汇率政策，以及是否能通过加强国际间在高等教育领域的交流合作以为其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 
　　很多学者在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服务贸易高竞争力的成因分析后，指出中国政府应积极开拓高等教育的国际市场，为其发展提供稳定的、可预测的政策和法律环境，如周春红（2009）、穆晓楠（2010）等。在汇率政策上，中国自1994年1月1日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2005年和2010年对这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在具体管理方式上进行了两次完善，一国的汇率政策直接决定其汇率变化趋势，从而影响对外贸易。在高等教育服务贸易领域，汇率的大小直接决定着高等教育服务产品的价格优势，从而影响来华留学生的数量。以智力资源为第一生产要素，以科学技术为主的知识的生产、分配和消费为主要特征的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促使各国更加重视教育的基础性战略地位，而直接关系到一国人力资本质量的高等教育更成为各国政府关注的焦点，因此中国政府必须在借鉴发达国家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发展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国情制定可行度和灵活度高的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发展战略。
强永昌（2010）的实证分析结果证实：人均GDP与来华留学生规模高度正相关。国家经济实力的强弱直接关系到一国高等教育机构的规模和水平，而且政府公派留学以及为来华留学生提供奖学金也会产生一定的资金压力。2010年政府公派留学生有1.2万人，政府奖学金名额增加到18245名，而为了吸引海外留学生中国政府还在医疗保险、住宿费、生活费给予留学生一定程度的补贴，据教育部统计，2010年中央财政对来华留学生工作的投入达到了五亿元人民币。 
　　国际化能力，指的是一国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国际分工背景下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能力，本文用开放度这一指标来对其进行量化。开放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一国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合理配置的程度，开放度高，生产要素流动性高，企业能够有效地引进和输出，从而降低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而且开放有益于企业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法进而不断增强自身优势。而就高等教育服务贸易来说，中国对于服务贸易总协定的承诺水平直接影响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发展规模，对于合作办学和签订学历互认协议的积极性也直接影响着中国高等教育服务比较优势的提升。 
　　科技实力，科技水平和科技综合实力是产业整体素质的技术基础，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较高的科技水平，无法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经济产出，其产业结构整体的技术水平和提升速度都将受到严重制约。本文选取一国技术市场的成交额来作为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外部技术因素，一国整体科学技术水平的高低会影响与高等教育行业相关的支持性行业的发展，如商品的种类、服务的层次等，从而对来华留学生的规模产生影响。 
　　1.3 核心要素分析 
　　核心要素即是所研究对象所具备的以价值性、独特性、延展性、难以模仿和不可替代性为显著特征的因子，它是交易标的物比较优势的根本来源，也是其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本文选取高等教育机构的科研水平和所拥有优秀教师资源作为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发展的核心要素，选择依据：强永昌（2010）的实证分析结果证实，随着高等教育的专任教师数的增加，将会吸引更多的留学生来华学习。师资和学科的研究经费投入水平是影响高等教育机构学科优势的两个维度，将直接决定中国的高等教育服务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来华留学生选修的学科类别就是最好的证明。 
　　2 高等教育服务出口提升对策分析 
　　基于上述定性内容的分析，下面从基础设施要素、环境要素和核心要素三个层面提出发展中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相关对策建议。 
　　2.1 基础设施要素层面 
　　为了在国际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市场竞争中取得相对有利的地位，政府应首先为本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发展构建良好的基础实施环境。波特在其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中指出：作为五种力量之一的相关和支持产业，将会通过增强某产业消费者的总体效用水平而刺激该产业的发展，国家对教育的资金投入、信息产业的发展以及网络普及率的提升都会促进来华留学生数量的增加。 
　　第一，进一步加大国家财政对于本国高等教育机构的支持力度，并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以促进各大高校为赢得政府支持而不断提高办学水平。第二，大力发展信息化产业不断提高本国的信息化水平。信息技术成果在高等教育服务贸易领域的广泛应用使得网络教育和远程教育成为国际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市场上新的竞争焦点。 
　　2.2 环境要素层面 
　　以国内生产总值衡量的国家经济实力，以开放度和汇率政策衡量的政府管理能力，以及以全国技术市场成交额衡量的科技实力，都和中国高等教育服务境外消费出口的规模显著相关。而且，不论是占据国际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市场份额首位的美国，还是作为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发展速度最快的澳大利亚，其发展历程都证实了一国政府制定合适教育服务贸易发展战略的重要性，和一国综合国力对于发展一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基础性地位。 
　　第一，在政策和制度安排方面，首先健全国际教育服务贸易的法律法规体系，与国际市场接轨，从而更好的维护中国高等教育机构的合法权益。第二，在综合国力的提升方面，首先要充分发挥市场的资源优化配置作用，以及市场失灵下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为一国经济发展构建稳定的国内外环境，具体来说，政府可以进一步完善中国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以稳定由此带来的成本变化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还可以在持续推进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合作关系的同时寻求与发达国家不断合作的可能，借以稳定全球的经济发展格局，为中国经济增长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其次，更新观念，求同存异，在全球范围类以经济发展为主题争取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合作。 
　　2.3 核心要素层面 
　　核心要素对于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发展的效用主要体现在学科优势的形成上，因此，政府要配合高等教育机构积极调整专业设置，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专业。虽然来华留学生主要选择的是文学和医学类专业，但是还有一些在国际上出于领先水平的学科，如基因组研究、农业生物技术等，中国在航天科技、核能应用、船舶以及在测绘、遥感、地理信息系统的学科建设上也取得了更为引人瞩目的成就，随着国际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多元化发展以及市场的扩大，这些学科也会逐渐受到留学生的青睐。因此，应培育和不断提高中国在这些学科方面的优势，以应对高级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市场多元化的需求。在上一章的实证分析中，已经得出通过提高高等学校研究与试验支出和增加优势学科的优秀教师资源比例可以促进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境外消费出口的增长。 
　　总之，要想长久保持和发展中国高等教育服务在国际教育服务贸易中的竞争优势，必须在培育和提高其生产要素优势——学科优势的基础上为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政策和制度环境，通过战略选择和战略调整应对国际市场上的环境变化。开放的、积极有序的法律和政策，可以推动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快速发展；反之，过度保护的、消极的、不健全的制度环境，则可能会使这一新兴服务行业的发展走入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