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修辞行为不仅关系到语言本身的复杂性，还关系到写说者内在心理的复杂性。由对修辞的定义及性质的分析中可以推断，写说者的修辞表达不仅含有语义信息，还包括修辞动机，而修辞的功能也与修辞动机密切相关。

关键词：修辞定义动机情境功能

每提到修辞，人们总觉得它很高深，是只有文学家才去研究的东西，普通人用不着，所以没有必要学。还有一些人则认为，修辞是“咬文嚼字”，是“卖弄文字技巧”，其实都不然。语言是大家都知道的，其从性质层面说，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思维工具。如果说语言是表达思维的工具，那么修辞就是能使语言能够尽善尽美地表达思维的最有效手段。

一、修辞的定义
　　究竟什么是修辞呢？陈望道先生在其《修辞学发凡》中做出了比较细致的分析，他认为修辞有广狭之分：
　　狭义的“修”当修饰解，“辞”当文辞解，广义的“修”当调整过适用解，、“辞”当语辞解，广狭二者相互交叉得到四种修辞用法：①修饰文辞、②调整过适用语辞、③调整或适用文辞、④修饰语辞。
　　确实，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总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使用这四种用法。其中①如在作文中，我们使用譬喻、借代等修辞方法来美化文章的语言；②如古代的外交辞令；③如写信或是作文前，我们会对将要适用的话语进行筛选，并组织起来表达一定的语义；④如通过使用比拟、双关等方法使语言生动形象。
　　其实，“修”字的确含有调整或使用的意思。正如郑子瑜教授《中国修辞学史稿》中所引：
　　“欧阳永叔守滁作《醉翁亭记》，后四十五年，东坡为大书重刻，作‘泉冽而酒甘’为‘泉甘而酒冽。’今读之，实胜原句。”
　　这种调换字、词位置的修辞现象，只能说是调整或是适用，而不能说是修饰了。
　　再说“辞”字。《说文解字·辛部》：“辞，讼也，从，犹理辜也，理也。”引申为言说的意思。《说文解字注·辛部》：“辞，说也。今本说讹为讼。”按段注，辞的意思是“说”，陈望道先生把“辞”分出了：文辞和语辞。这里的“辞”，应该指语辞，从起源上看，是先有“语”后有“文”，文其初的实质应该是语辞的书面形式，只是发展到最后独立出来，有了自己的文体。而且我们研究修辞学，文辞和语辞是分不开的。正如《发凡》中所讲，其因有三：
　　（1）文辞上的修辞方式常常受到语辞上的流行方式的影响；
　　（2）文辞和语辞的修辞方式大都相同；
　　（3）文辞语辞共有的同等现象。
　　由此看，二者关系密切，我们不能仅仅承认其一。
　　在汉语文献中，“修”和“辞”两个字的连用，最早见于《易经·乾·文言》：“君子进德修业。忠信，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开创中国修辞学的是春秋时代的孔子，他提出修辞的要求是“辞达而已矣。”杨树达先生在其《中国修辞学》（杨树达文集之一）解释道：“达谓明白晓畅，辞能达意也。”由此可见，陈望道先生把修辞定义为“调整语辞使达意传情能够适切的一种努力。”确实有他一定的道理。

二、修辞的动机：
　　陈望道先生说：“修辞是调整语辞使达意传情能够适切的一种努力。”修辞是“一种努力”，它不是简单的、固定的表达模式，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一种语言活动，它同词汇和语法一样，是通过语音和语义的结合实现的。可以说，修辞就是语言的一部分，它与词汇和语法一起辅助语言表达思想。
　　按陈说：“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凡是成功的修辞，必定能够适合内容复杂的题旨，内容复杂的情境，极尽语言文字的可能性，使人觉得无可移易，至少写说者自己以为无可移易。”我们不妨把修辞的定义重新组织为：调整语辞使达意传情能够适应题旨情境的一种努力。可细品来，总觉得定义之中似乎少了些什么，到底根据什么调整语辞，才算是适切？既然修辞最终是一种努力，一种行为，那么在产生这个动态的过程之前，就该有它的内在驱动力，即动机。从陈对修辞的描述上看，似乎过于强调题旨情境对修辞的影响，忽略了影响修辞的另外一个因素——修辞的动机，它作为影响写说者进行修辞活动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应该受到重视的。
　　这就需要结合王希杰先生的“前提”原则了，人们总是依据前提对话语进行理解的，其实不仅仅在理解上需要用前提，修辞作为表达思想的手段，也是需要用到前提的，换句话说，在进行修辞行为之前，要有对所选题旨所需的材料进行筛选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就涉及写说者的心理活动——修辞动机。
　　修辞动机是激发、维持和调节人们从事修辞活动，并引导其朝向某一目标进行的心理倾向或内心在动力。动机作为行为过程中的一个中介变量，在行为产生以前就已存在，并以隐蔽内在的方式（内嵌在思维之中）支配者修辞行为的方向性和强度。笔者之前提到，修辞是一种语言活动，而语言是思维的载体，思想内容以语言的形式表达，语言经过调整或适用便成为了一种特殊的形式，一切健全的写说都是内容决定形式的，其过程如下：
　　思维（修辞动机）→修辞内容→修辞形式→修辞效果
　　我们采取修辞行为的动机不同，在修辞前期准备材料的选择上，就会有不同的侧重或着倾向，进而影响修辞形式、修辞效果。人们进行修辞有三大动机：阐明事实、适切语境、表现自我。
　　（1）阐明事实。精确地表达事实，重在让听者最大程度地接受所要传达的信息。虽然说的是事实，但也有必要用修辞对语言进行调整和筛选，力求言简意赅、精确无误。因此进行表述前要注意三个方面：
　　①表意具有单一性
　　尽量选择朴实的语言，减少不必要的修饰成分，增加思维清晰度，避免听者产生错误联想。
　　②语言要客观
　　说出的话要注意它的语言区域，每个语言结构都有它一定的语言区域或状态，不要混淆着表达，尽量缩小由阶层、职业、题材、口吻造成的差异。
　　③语法关系易识别
　　不说语法复杂或有争议的语句，句子不能过长，如果有必要，复句层次也要分明。
　　（2）切合语境
　　这里的语境分为：言内语境和言外语境。言内语境指语言内部的语境，符合语体词汇特色和习惯性用法，优先选用系统内部的词汇，即尽量与交谈者（包括潜在的交谈者）共用同个词汇系统，不能说显得唐突的话。言外语境就指物理环境和人文环境了，写说者的话要和周围环境相容，和接受者的身份地位相称。这时的修辞者是受控于语境的，他不能完全自主地发表话语，而是受到所处意识形态、权利地位、利益冲突、语言体系等等的支配和影响。此时的修辞者进行写说的动机是为了切合语境，拉近与直接或间接接受人的距离，使局面和谐、有序。请看这样一个例子：
　　曾国藩与几个幕僚闲谈评论当今英才。一向谦逊的曾国藩先开口：“若论天下英才，当属彭玉麟、李鸿章。”幕僚们知道曾公不好被人阿谀，因此没人拍马屁说，天下英才您当之无愧。一幕僚说：“彭李二位各有所长，彭公威猛，人不敢欺；李公精明，人不能欺。”曾国藩忽然问：“你们以为我怎么样？”大家一时无语。说低了，曾老真的高兴吗？何况曾老的文韬武略还真不在彭李之下。讲高了，那又不是曾老喜欢的风格。这时，一后生插话说：“曾帅仁德，人不忍欺。”众人听了，一起呼应。曾国藩忙说不敢，内心却很高兴。后来还找机会给那人提了官。
　　“大家一时无语”，很显然是因为修辞接受者曾国藩的身份地位对修辞行为的制约，多有顾忌。那位后生所说的话语之所以受到赞赏，是因为特别适切修辞接受者曾国藩。他的话虽然有阿谀之嫌，但切合曾国藩一贯颇重诚心待人、用人之道，从内容（对曾国藩的待人、用人之道的高度颂扬，而且远在“威猛”、“精明”之上）到形式（与“彭公威猛，人不敢欺；李公精明，人不能欺”话语同构，简洁精当、对称整齐），都完全符合语境的切合。
　　（3）表现自我
　　自我需要表达，需要得到他人的赞同，希望他人能够相信自己、认同自己，如演讲、做销售。这里的语言环境几乎是写说者本人创建的，相对其他动机下的修辞行为，更具有主动权。
　　如《晏子春秋·内篇谏上》中《谏诛圄人》篇，齐景公因为爱马暴死而要肢解养马人。晏子为了救养马人的性命，也为了使景公意识到暴虐无道的后果，于是便说了这样一番话：
　　“尔罪有三。公使汝养马而杀之，当死罪一也。又杀公之所最善马，当死罪二也。使公以一马之故而杀人，百姓闻之必怨吾君，诸侯闻之必轻吾国；汝杀公马，使怨积于百姓，兵弱子邻国，汝当死罪三也，今以属狱。”
　　晏子罗列了养马人的三大罪状，由小到大的层层推进，由马死而该杀，到杀他引发国民不满，再到危及国家的局面。表面是在说养马人该杀，实则暗示景公不要行暴政，而要以仁治国。最后景公在这些罪状中意识到了杀养马人的做法会影响他国君的形象，进而影响到国家的稳定，所以赦免了养马人。晏子一席话不仅救了养马人，还让景公明白了道理施仁义的道理，表达了自己对仁政的推崇。
　　动机可以任取其一，也可以同时取其二或三者都有。当然，修辞的难度也会随动机的叠加和程度的加深而变大。这三个动机是我们在进行修辞之前，在头脑中对修辞材料和修辞方法筛选的依据和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对修辞效果起着重要作用。有些人的修辞动机不明确，胡乱使用修辞方法，不知所云，结果让人大跌眼镜。

三、总结
　　修辞的动机决定表达内容，表达内容决定形式，没有健全的内容就没有健全的形式，修辞过程就是“使形式尽可能健全的过程”，并最终使修辞成品能够同时满足写说者的表达欲和听者的接受期望。当然，修辞有成败之分，因为成品是由过程决定而不仅仅是动机决定的，因而也不可以过分强调修辞动机，割裂内容和形式。

参考文献：
　　[1]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P309
　　[2]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P742
　　[3]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P3
　　作者简介：杨欢；女；1989年3月13日；汉族；辽宁省铁岭市人；辽宁省锦州市渤海大学文学院2012020023；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字学（训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