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俄藏敦煌文献中，有三件唐代咸亨至仪凤中（670—679）的宫廷写经残本，分别是Дх.00160、Дх.04930和Дх.11013+Дх.11014。本文判定Дх.00160、Дх.04930可能同为《妙法莲华经》卷七，并对Дх.11013+Дх.11014两号《金刚般若经》五个残片进行了重新排列。

关键词：俄藏敦煌文献；妙法莲华经；金刚经
　　中图分类号：G25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06（2013）03-0153-04

一Дх.00160《妙法莲华经》卷七
　　这件写本的图版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俄藏敦煌文献》第6册第106—107页。是一件残卷，只存唐代标准写经的上半，下半残去，长度为两纸又多出四行半，经文正文加尾题“《妙法莲华经》卷第七”共47行。每行存7—9字不等，经文内容为“普贤菩萨劝发品第廿八”的后半部分。之所以判定其为宫廷写经，是在尾题左下方残存一条横纸，残存十行，每行有一至二字不等，这与我们整理的五十余件咸亨至仪凤中宫廷写经的格式完全相同，加之抄写规范，一眼望去，的确是宫廷抄本。从第一行“上元”二字可知，这是唐高宗上元（674—675）某年所抄宫廷写经。
　　2006年8月，在南京师范大学举行的“转型期的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笔者宣读了《武则天为已逝父母写经发愿文及相关敦煌写卷综合研究》的论文[1]，会后，日本友人花园大学衣川贤次教授不仅写信鼓励，还寄来了高博001、津艺002及此件的复印件，同时寄来了藤枝晃教授于1961年发表的《敦煌出土的长安宫廷写经》长文[2]，使笔者深受感动。2009年9月笔者去圣彼得堡参加敦煌国际学术讨论会，得波波娃所长慨允，得睹原件，更加确认，此件为宫廷写经无疑。

二Дх.04930抄经列位
　　这件写本的图版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俄藏敦煌文献》第11册第361页，仅一残纸，存12行；第1行存一“书”字，末行为“[行]太府寺丞阎玄道监”。这一纸是宫廷写经的“抄经列位”，应该是从《金刚般若经》1卷或《妙法莲华经》7卷中的某一卷尾部脱落，我们尝试着从这残存的12行文字中找出端倪。
　　写本第1行残存一个“書”字，应是“某年某月某日书手某某写”中的“书手”的“书”字。第2行只余2字，上一个字是“十”，下一个字是“张”，两字中间残去一块；此行应是“用纸十□张”，中间残去一字应是一个个位数。第3行存“手解集”三字，应是其他宫廷写卷中的“装潢手解[善]集”。第四行至第六行残存相同的“实际寺僧怀恽”，应该是“初校”、“二校”、“三校”的僧人。第7行至第10行为“详阅”的太原寺大德神符、嘉尚及寺主慧立、上座道成。第11行为“[判官司农]寺上林署令李[善]德”；第12行为“[使朝议郎]行太府寺丞阎玄道监”。
　　我们先来讨论这份残叶究竟是从什么经尾脱落的。
　　在我们已经检出的五十余件唐代咸亨至仪凤中的宫廷写经中，《金刚经》1卷用纸12张，据残卷第2行，“十”和“张”之间残去一个个位数字，所以有可能是从《金刚经》尾部脱落。但是，我们现在已知的《金刚经》14件宫廷写经中，除去S.5710、S.7236仅存“序”，不见抄经列位，其余12件“抄经列位”中，初校、二校、三校均为书手，未见一名僧人；而其余近四十件《妙法莲华经》中，初校、二校、三校除极个别初校有书手参加之外，几乎全部由寺院僧人承担，因此，我们判定此纸是从某卷《妙法莲华经》尾部脱落，而非从《金刚经》尾部脱落。
　　排除《金刚经》之后，我们可以再深究一下，《妙法莲华经》有7卷，此纸究竟从7卷中的哪一卷卷尾脱落呢？
　　从已知的《妙法莲华经》宫廷写本抄经列位中可知，卷1用纸18张，卷2用纸20张，卷3用纸19张，卷4用纸22张，卷5用纸21张，卷6用纸20张，卷7用纸17张。而残卷第2行“十”与“张”之间的个位数可能是“七”、“八”、“九”中的一个，故而此纸可能是从《妙法莲华经》卷1、卷3、卷7的某卷卷尾脱落。
　　Дх.04930这件有抄经列位的写卷究竟写于何年呢？我们从最后两行残存的16字中可以发现抄写时间。
　　对五十余件敦煌所出咸亨至仪凤中的宫廷写经所涉及的机构及运作情形，笔者2010年10月撰有《唐代咸亨至仪凤中宫廷写经机构研究》的长文，文中对前后两位写经使虞昶、阎玄道和前后两位写经判官向义感、李善德的有关讯息做了比较详细的考证，为免繁冗，此处只引结论，不做深论①。
　　阎玄道最早出现于日本书道博物馆藏、写于上元二年（675）三月廿二日的《金刚经》，结衔为“朝散大夫守上（尚）舍奉御”；P.2195写于上元二年十月十五日的《妙法莲华经》卷六、上博30写于上元二年十月廿三日的《妙法莲华经》卷三、羽006写于上元二年十月廿八日的《妙法莲华经》卷四、日本京都博物馆写于上元二年十二月七日的《妙法莲华经》卷三等四个写卷，写经使阎玄道结衔均作“朝散大夫守尚舍奉御阎玄道”，此后诸写卷直至S.3094写于仪凤二年五月廿一日的《妙法莲华经卷二》，阎玄道的结衔始终未变。唯一例外的是日本三井八郎右卫门藏写于上元二年十一月廿六日的《妙法莲华经》卷二，阎玄道结衔作“朝议郎行太府寺丞阎玄道”。笔者发表在《敦煌研究》2006年第6期（总第100期）上的《两件高宗、武则天时代敦煌藏经洞出宫廷写经辨伪》一文，曾根据阎玄道结衔推测此件有作伪的可能，主要理由是阎玄道的结衔如过山车一般上下，殊不可解。Дх.04930的发现，动摇了笔者的推测，俄藏此件残片阎玄道所衔正做“[朝议郎]行太府寺丞”。换一个角度思考，倘若“抄经列位”中书手出错，将“上元二年”抄写时应写成“上元元年”的后一个“元”字写成“二”字，或将“元”字用重文符号“”表示，则读作“上元元年十一月廿六日”，六年前笔者的怀疑或可解开，即上元元年十一月廿六日抄的《妙法莲华经》卷二，是阎玄道刚刚继虞昶为写经使。因为虞昶监写的最后一件上图032《妙法莲华经》卷一抄于上元元年十月十日，如此解读，则三井八郎右卫门《妙法莲华经》卷二的“朝议郎行太府寺丞阎玄道监”与Дх.04930的阎玄道结衔相同。那么，阎玄道最初任写经使时的官衔是“朝议郎行太府寺丞”，至迟在上元二年三月廿二日，即升迁为“朝散大夫守尚舍奉御”。所以，Дх.04930卷应抄于上元元年十月十日之后至上元二年三月廿二日之前。另外，三井藏卷与Дх.04930卷初校、二校、三校的僧人均为实际寺僧，前者是道深，后者是怀恽，亦非巧合。
　　最后，笔者想做一大胆推测，Дх.00160写本为《妙法莲华经》卷七，抄经列位第一行存“上元”二字，而此卷据阎玄道所衔及任使时间，应写于上元元年十月十日之后至上元二年三月廿三日之前，此卷应用纸18张，不知Дх.04930与Дх.00160是否为同一写卷？

三Дх.11013+11014《金刚般若经》
　　图版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俄藏敦煌文献》第15册第127—129页。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董大学博士于2012年元月8日告知笔者，说Дх.11013+11014为宫廷写《金刚经》，并复印图版相赠。Дх.11013存四片，Дх.11014存一片，下面先将此残卷末尾抄经列位抄录，然后对此件《金刚经般若》相关问题进行讨论。
　　金刚般若经
　　咸亨四年正月十一日門下省群書手韓方興寫
　　用紙十二張
　　裝潢手解[善]集
　　初校書手韓方[興]
　　再校書手呂思明
　　三校書手張禮
　　詳閱太原寺大德嘉尚
　　詳閱太原寺大德神符
　　詳閱太原寺主慧立
　　詳閱太原寺上座道成
　　判官少府監掌冶署令向義感
　　使太中大夫守工部侍郎永興縣開國公虞昶監
　　目前已知咸亨至仪凤中宫廷写《金刚般若经》共14个写卷，除S.5710、S.7236两件仅存不完全的《金刚般若经序》之外，其余12件均有抄经列位，相对而言，甘肃高台县博物馆所藏写于咸亨三年六月七日的“高博001”《金刚般若经》最为完整，图版见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甘肃藏敦煌文献》第6册第321—328页。2010年8月，笔者在高台县参加学术会议时得高台县博物馆馆长寇克红慨允，得以对该馆所藏敦煌文献近距离观察，并蒙寇馆长厚意，将高博001从展柜中取出仔细观察，而且对尾部及轴头用相机进行重新拍摄。写经尾部木轴两端轴头，是象牙和青金石镶嵌，非常美丽。这卷《金刚般若经》的另一可贵之处是前有《金刚般若经序》，题目加正文共28行，令人惋惜的是前端右下角残去二十余字。这个《序》，是武则天所撰，故置于《金刚经》之首。《金刚经》用纸12张（抄经列位第2行为“用纸二十张”，显然是书手误书），第一纸倒数第2行为经题《金刚般若婆罗蜜经》，经文加前后经题为303行，则经正文为301行。高博001的抄写时间早于Дх.11013+11014七个月，且书手都为门下省群书手，装潢手、四个详阅僧、判官、使都同，只是初校、二校、三校书手两卷不同，所以，我们以高博001《金刚般若经》为参照，将Дх.11013+11014在《金刚经》中相对应位置加以重新排序。
　　首先，我们将高博001号《金刚经》正文301行按行标出数字，再把俄藏Дх.11013+11014共5片，按其在高博001的对应位置标出，即可把这五片重新排序。
　　Дх.11013第一残片，连残行计共32行。第1行4残字对应高博001第19行后4字；最后一行对应高博001第50行，不过，此断片只存1行半边字，其后残。第一残片对应高博001《金刚经》正文第19—50行，对应高博001的第2纸后半至第3纸。
　　Дх.11014残片共计27行，第一行对应高博001第53行，与Дх.11013第1残片中间仅佚去2行；末尾1行对应高博001第80行，对应高博001第3纸后半及第4纸前半部分。
　　Дх.11013原第三残片共计50行，第1行9个残字对应高博001第125行，第50行4个残字对应高博001第175行中的对应处，对应高博001的第5纸末行、第6纸和第7纸的前半部分。
　　Дх.11013原第2残片共存19残行，第1行残字对应高博001第260行，末行3残字对应高博001第278行，对应高博001第10纸尾部至第11行前半部分。
　　Дх.11013原第4残片经文正文存14残行，第1行残字对应高博001第287行，末尾及经题与高博001相同，对应高博001第11纸后半部分，甚至纸缝也都是在经文末行与经题之间。
　　Дх.11013+11014共5残片与高博001号《金刚般若经》写本对照后，都被安排进在《金刚经》中的对应位置，这两号俄藏写卷拼合后共有经文142行（部分残缺），加尾部经题共143行，大约是《金刚经》全文的一半较弱。

结论
　　俄藏三件敦煌宫廷写经，Дх.04930应为从《妙法莲华经》卷一、卷三或卷七卷尾脱落，最大可能是从卷七脱落，因为写经使阎玄道结衔为“朝议郎行太府寺丞”在上元元年十月十日后，上元二年三月廿二日之前，而Дх.00160《妙法莲华经卷七》抄经列位第1行恰残存为“上元”二字，有可能此两号俄藏原为一件。而Дх.11013+11014两号《金刚般若经》5个残片，经我们的整理，可按新顺序排列，可以通读。

参考文献：
　　[1]赵和平.武则天为已逝父母写经发愿文及相关敦煌写卷综合研究[J].敦煌学辑刊，2006（3）：1-22.
　　[2]藤枝晃.敦煌出土的长安宫廷写经[C]//塚本博士颂寿纪念佛教史学论集.塚本博士颂寿纪念会刊行，1961：647-6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