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批判和反思蔚为大观，其积极意义在于，对于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批判和反思，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的改革；其不足之处在于，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轻视，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陷入困境。当前，应重新反思作为“范式”的“教科书哲学”，实事求是地评价“哲学教科书”，从而拓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革新之路。所谓范式，主要是指学术共同体中的研究者们自觉认同和共同持有的一套信念、原则和标准，它是共同体成员们借以指导其研究活动的“一种公认的模型或模式”[1]21，它“决定了什么样的问题有待解决”[1]24，“规定了一个研究领域的合理问题和方法”[1]9，并由此必然形成一脉相承的学术传统。从“范式”的视角看，马克思主义教科书哲学不仅是一门“学科-学术”，也是一种“主义-学说”，还是一种“立场-学养”。 
　　一、学术形态：作为“学科范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 
　　作为“学科范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关键是要解决“哲学的自我定位”和“时代的历史方位”即时代化问题。当前，“对哲学的自我定位”与“关注时代的历史方位”已成为马克思主义教科书哲学改革的现实出路，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的重要路径。一方面，对哲学自身的合理定位，即要求树立一种正确的哲学观，其本质是用哲学研究时代的新问题，用哲学反映新时代的声音，使哲学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另一方面，对时代自身的合理定位，即要求树立一种正确的时代观，其本质是准确判定时代的历史方位，使哲学走进时代、实践和现实。“马克思的天才之处在于，他面对现实，敏锐地抓住了时代所提出的问题，并给予了科学的回答。问题——时代的矛盾；动机——解决矛盾的主观意图；科学答案的谜底——存在于时代本身。问题自身都蕴含着对问题的解决，关键在于研究。”[2]16今天，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发展与创新，同样要在对时代问题的诊疗过程中发现新问题、阐明新问题、解决新问题，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重要任务。“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特殊语境，产生了‘哲学教科书’这一中国马克思哲学的独特表达方式，哲学教科书创造了‘教科书哲学’，这种哲学不仅影响了这个时代全部哲学的存在状态，而且也影响了整个时代。”[3]概括地讲，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主要有四种范式：其一是从“物质”出发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范式；其二是从“实践”出发的“实践唯物主义”范式；其三是从“主客统一的认识论出发”的“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范式；其四是从“人本主义和人道主义”出发的“人学范式”。反思这四种范式，一个共同的不足就是过于注重“学术形态”，而“大众形态”和“政治形态”有所欠缺。如果要真正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建设取得实效，就必须采取相应的体制上的改革，从“教育”、“教学”、“教材”的改革做起。教科书应具有科学性，需要指出的是，教科书也是各种政治、经济和文化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围绕将什么编入教科书中、将什么排除在教科书之外的‘正式知识’的争论，事实上蕴涵了更深层次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和历史。围绕教科书所暴露的冲突，往往反映出权力关系上更深层次的问题。它们涉及人们在知识方面最看重什么的问题。”[4]4基于此，作为“学科范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从形式上讲应是“学术形态”、“政治形态”、“大众形态”的统一，从内容上讲应是“时代化”、“中国化”、“大众化”的统一。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马克思正是在直面现实、直面实践、直面问题中才终结了“哲学”在群众之外和“群众”在哲学之外的旧哲学，从而实现了哲学观的革命变革，开辟出一条关注“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哲学”之路。这一新哲学注重用哲学方式关注并把握现实人的生活世界，注重从现实人的生存境遇出发来筹划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和探寻人的解放现实路径。实际上，任何一种对哲学的理解，都与时代性的实践内在相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新的实践也迫切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在深度上、广度上和高度上都要与时俱进，“即在深度上，由浅入深；在广度上，由部分到整体；在高度上，弃旧扬新，要在‘熟知而非真知’的常态中获取新的突破性成果。”[5]为此，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要深刻把握全球化的逻辑、资本的逻辑、发展的逻辑，要真正走出书斋、走进时代、走近大众。 
　　任何哲学都是内容和形式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因此，马克思主义教科书哲学也要随着时代、实践和历史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的内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也会不断改变自己的形式。在此方面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工作者取得一些成就。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发展史上，杨献珍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形态”方面有自己的贡献，主要是他将毛泽东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贡献充实进了教科书。此外，李达的哲学体系也是侧重于“学术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注重从学理上系统地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中国人自己写的一部重要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社会学大纲》系统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教育和启迪了革命人民。冯契或许是20世纪中国最系统化、体系化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提出的“智慧说”打通了“自在”与“自为”的隔膜，引导主体人进入自由之境。在冯契看来，要超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知识化理解，达到哲学作为智慧之思的本真形态，就必须回归哲学本性，转识成智，由技入道。所谓智慧，决不是抽象的哲学思辨，而是对宇宙人生的某种洞见，它与人性自由发展内在相关。“智慧就是合乎人性的自由发展的真理性的认识”[6]161。遗憾的是，冯契的由《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逻辑思维的辩证法》和《人的自由和真善美》所构成的“智慧说”，至今尚未引起学界的应有重视。高清海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以“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为背景，从主客体统一的认识论逻辑出发，建构了全新意义上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遗憾的是，这本教科书也未引起学界的应有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创新的关键是时代化。作为“范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是沟通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代的桥梁。“不管原来的体系有多大缺陷，它毕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使哲学科学化的伟大尝试，为科学的哲学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7]因此，在批判与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过程中，应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成为“为时代立言”的哲学。
二、政治形态：作为“政治范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作为“政治范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关键是要解决“中国向何处去”即中国化问题。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思想基石，也是破解“中国向何处去”的理论指南，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和实践特性。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就是立足于“中国问题”来开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其实，“中国问题”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它是包含在特定时代中的中国的历史、现实和未来发展趋势的总和，是对特定时代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发展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的总概括。在任何时代，中国的文化传统都是中国的具体实际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因为传统“是现存的过去，但它又与任何新事物一样，是现在的一部分”[8]16。因此，毛泽东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质。……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9]533-534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中国化，一个重要方面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机结合，发展出一种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易于接受与理解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与大众化的前提。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建构起有中国特色的且在我国国民教育体系中起着重要作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新中国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是指由艾思奇主编、人民出版社1961年出版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这是一本由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编写的全国党校和高校通用的哲学教材。新中国‘第一本’全国通用教科书的划时代意义是：它结束了中国人在自己的课堂上使用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历史。”[10]据许全兴的考证，艾思奇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1938年4月）的提出比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938年9月）的提出早五个多月[11]230-232。《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对后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影响较大，后来的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研室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哲学专业试用教材），到肖前等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第1版、第2版），再到李秀林等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第1版、第2版、第3版）均可以看到《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子。如今，如何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已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创新的关键要素。从不同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做出不同理解，具体而言，“在哲学观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与唯心主义相对立的唯物主义哲学，是与形而上学对立的辩证哲学，是与不可知论对立的可知论哲学，这一哲学阐明了哲学的基本问题，为划分哲学派别提供了科学依据；在认识论上，它坚持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坚持客观真理论；在历史观上，它把唯物主义原则贯彻到历史的本质维度之中”[12]。总之，在马克思关于哲学的根本性变革的规划中，“他真正关心的不是思辨的哲学知识与实证的科学知识之间这种知识类型的对立，而是哲学理论的抽象思辨旨趣与干预现实旨趣的对立；由此马克思要求实现的变革不是从思辨的知识转向实证的知识，而是要放弃旧哲学的抽象思辨而转向对现实的理论干预。”[13]386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肇始于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形成的、以斯大林教科书为范本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范式。尽管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认识和评价众说纷纭，但一个基本共识就是要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除了内容上的更新之外，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和体系在叙述方式和表述问题上，在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问题上，也都亟待发展和创新。”[14]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反思与变革，既是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向何处去”的理论自觉，也是进一步探索“中国向何处去”的实践要求。在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由于过于强调“主义”及意识形态，其结果是“政治形态”突出，但无疑还需要“学理支持”和“大众认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为载体，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创新则以人为依托，可见，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学术观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革新具有重要影响。反思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中国理论”与“中国问题”意识缺失的主要原因是，人们在研究中国现实问题上存在种种顾虑：其一，认为研究中国现实问题不是学术，不愿研究；其二，怕研究中国现实问题触及政治，不敢研究；其三，认为哲学不能解决中国现实问题，不必研究；其四，感觉研究中国现实问题困难重重，不去研究；其五是找不到中国问题的独特分析框架，不会研究。这五种顾虑中有的是认识问题，有的是心态问题，有的则是能力问题。破除这些顾虑，主要是要处理好哲学与政治的关系，关键是要像马克思一样自觉“选择‘群众的立场’作为自身的立场，‘群众的视角’作为自身的视角”[15]。因此，在批判与反思教科书哲学过程中，应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 
　　三、大众形态：作为“大众范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作为“大众范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关键是要解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品格”和“大众立场”，即大众化问题。马克思是“大众哲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大众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哲学走进“大众”的典范，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按其本性必须大众化。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诞生起，一直保持着强大的社会影响力，这既是其“大众品格”的表现，也是其“大众立场”的体现。马克思说：“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16]15马克思的哲学方案是以“改变世界”的方式把握现实，依靠力量是无产阶级，现实途径是革命实践，根本目标是人的解放。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不断被倡导，但没有真正实现。总体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往往成为少数政治家和学者的专利，且互动式的讨论和争鸣较少，这实际上疏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本性”和“大众立场”，其结果是为人民大众立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形态”并未真正建立起来。
那么，如何“以哲学的方式”关注并影响大众的现实生活呢？这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不可推卸的重要使命。毛泽东坚决反对把哲学仅仅当作哲学家在书斋里进行学术研究的对象，强调它应成为提高人民群众思想素质、提高人民群众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的武器，成为人民群众观察思考问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于此，毛泽东倡导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分析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时，要善于运用平民大众喜闻乐见的语言来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变成广大人民群众能够掌握和运用的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就是说，要为人民群众提供喜闻乐见的哲学。就此而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也就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化大众”。因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就会变成物质力量。”[16]9这也是邓小平指出：“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17]381深远意义之所在。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通俗化、普及化的典范，为马克思主义被中国人民群众所掌握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坚信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真理，努力吃透马克思主义哲学，把握好中国实际问题，力求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赋予群众能够接受的形式，使之走出书斋，与群众真正产生精神层面的沟通与共鸣，让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在大众心中、特别是青年人心中扎下根来，变成人民群众改造客观世界的真实的实践力量”[18]。艾思奇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作出了重要贡献，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主要普及者。 
　　今天，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仍存在某种不理解甚至误解，仔细分析其根本原因有三：一是苏联哲学教科书的负面影响，致使一些人还是停留在对“教科书哲学批判情结”之中，没来得及从理论高度认真清理和总结马克思主义教科书哲学的利弊得失；二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解读得不够细致深入，未能完全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三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性把握不到位，没有处理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与部分、源与流之间的关系，也没有理清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实践唯物主义三者之间的关系。这些都直接影响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科学理解。改革开放以来，针对传统哲学教科书的种种缺陷，中国学界开始批判与反思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力求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如今，文化强国成为重要战略目标，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一进程中应自觉承担起自身的责任，努力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既然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已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中国文化发展与繁荣也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发展与创新。因此，在批判与反思教科书哲学过程中，应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成为“为大众立言”的哲学。 
　　总之，鉴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形态”、“政治形态”和“大众形态”是内在统一的，为此，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发展和创新“要以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作为教科书导向”[19]，即在“三形态”的统一中，建构出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当代形态。